激进主义: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文化逻辑

20世纪50-7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中国文学从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看,主要遵循激进主义的文化逻辑,有政治的、革命的、乌托邦的、赞颂与战斗的、求纯求新的等多种表现.激进主义的文化逻辑更具体地在此期间流行的文学类型如新民歌、政治抒情诗、革命样板戏中表现出来；这些文类一定意义上是激进主义文化逻辑催生的,是激进主义的文学文本.激进主义的文学思潮走向极端后,最终只是一个悖论.     

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家族小说

当代家族小说经过多年的发展、探索,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思想的成熟与艺术的辉煌。世纪末的家族叙事既有现代家族小说的艺术范式,又融入讲述话语年代的形式革新。革命大家庭的叙事与家族颓败故事的讲述并行不悖,新生的革命家庭不乏家族主义的幽灵,而处于衰败过程中的旧家庭却充满着让叛逆者难以割舍的血缘亲情;现代与传统的汇流,眷恋与决绝的困惑,激进与保守的渗透如此矛盾地出现于世纪之交的家族小说中。     

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多元发展

"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新左派的理论走向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面貌,使之进入一种多元发展的新格局。安德森努力将普兰查斯的生产方式"多元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相结合,建构了一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成员在继承德国资本逻辑学派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资本-阶级冲突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后期普兰查斯以不在场的方式深度介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成为一位非英国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在回应福柯批评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权力批判理论。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美国高校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场美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研究甚少,鉴于此,本文旨在从这场革命发生的原因、表现和意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可贵的现场反思——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文学中的“革命婚恋”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已有一批先行者开始了对革命婚恋的文学反思。这些小说对婚恋中不平等、不自主现象的批判,对因婚姻带来的革命理想与生活琐屑冲突纠缠的展示,显示出作家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以及对生活中某些现象的深入思考。当众多的人们沉浸在革命圣地的光辉和革命婚姻的浪漫中时,这份当局者的冷静和清醒尤为可贵。     

20世纪50-70年代陕西重工业化结构成因探析

20世纪50-70年代,陕西工业经济形成重工业化结构。其形成原因为:苏联工业化模式在陕西的仿行;抗日战争时期陕西重工业的崛起;新中国需求与陕西重工业化结构;陕西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重工业化结构的形成、发展,对陕西工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于“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与实践

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域与文学格局的形成。由于作家的立场、性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出三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向：一是认为“现代”存在于未来,预设某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激烈的革命诉求下否定当下生活;二是认为“现代”就是当下,着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在对现实生存的欣赏与把玩中展现“现代”;三是将目光向后看,尝试从地域风俗和久远的道德理念中寻找别样的“现代”形态。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家”观念的变革

家 ,是一个古老话题 ,因其具有永恒不息的生命力 ,被视为不可动摇的神话。 2 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 ,从它被催生的那一刻起 ,就和家发生了自然而又根深蒂固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部 2 0世纪女性文学史 ,就是历代女作家用色彩纷呈的笔描绘出来的一幅幅和家有关系的时代故事 ,女性文学的价值起源 ,沿着家发源的流脉 ,蜿蜒曲折地向前发展。家 ,由此构成了女性文学的一条根 ,在这条根系上生长发育出来的情感话题是母爱、婚姻、事业、爱情、革命、女性角色定位等等。直到 80年代中期以后 ,家观念的强大影响才开始在女性文学文本中逐渐冲淡或消隐。     

从“出走”到“回归”——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文化宗教精神”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文化综合”的面貌。宗教与文学这两种文化形式也在这一时代融合交织,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文化宗教精神”。以张爱玲、徐讦、鹿桥和无名氏四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便以宗教为精神立足点,以文学为手段,将文学与宗教作为那个动荡时代生存的慰藉,探索和思考人生的意义与永恒价值所在。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主题

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 ,2 0世纪 40年代中国文学中表现出比较明确的回归传统主题倾向。这首先表现在其对于传统家国观念和道德伦理的肯定与宣扬上。它是战争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 ,又体现出对于现代性一定的背离。“土地”意识是 2 0世纪 40年代文学传统主题的另一个方面 ,其中所包含的珍爱土地和怀念土地主题 ,是民族危难国土沦丧时代现实的折射 ,也是传统爱国文化精神的迸发 ;而解放区文学对于传统土地关系变化所产生巨大影响的细致描述 ,既隐含着中国农民与土地间深厚的血脉联系 ,又体现出新旧政权的更迭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历史性变迁。     

论20世纪40-70年代中国作家的革命英雄情结

本文首先剖析了 2 0世纪 4 0 - 70年代中国作家的革命英雄情结的心理生成机制 :由于外在的文化压抑 ,导致了创作主体内在的文化心理焦虑 ,由此产生了文化认同和人格认同的心理需求 ,从而在创作主体的文化人格心理结构中形成了一种集体化的理想自我———革命英雄人格。其次 ,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革命英雄情结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得以外化的主要文本策略———理想化运作 :在叙事文学中表现为创作主体在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上对人物形象展开理想化塑造 ,在抒情文学中表现为创作主体的个体身份感的丧失和群体身份感的膨胀。     

论前苏联20年代文学中的“同路人”现象

前苏联文学中的所谓“同路人”，指的是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是由托洛茨基于１９２３年首先提出来的。“同路人”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存在，是由“同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地位、同路人问题引起的重大争论和当局的干预、“同路人”的命运及其对国家文学发展的影响等几个因素决定的。“同路人”作家的悲剧命运，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黎澍基本上是一个处在“体制”与民间夹缝中的思想家。他与“体制”的那种“入不深出不远离不开”的关系,使得他的思想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遭到所谓“左”与“右”两种思潮的拒绝。黎澍遭到“左”的拒绝,是因为他对以“革命”本身为目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反省与审查。而黎澍在９０年代的被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新启蒙”立场。几乎无条件无限制地欢迎“现代”而鄙弃“传统”,是黎澍等“新启蒙主义”者的基本倾向。今天看来,“新启蒙”思潮的确“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思想理论上的“新启蒙”时代毕竟又已经过去,而且,“新启蒙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暴露出种种局限。关键词：传统;新启蒙;革命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     

20世纪历史思维中的“革命”观念

本文扼要讨论20世纪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对革命的想象和研究，区分了当代社会科学认知革命的三种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在西方历史思维中革命既被想象为是社会发展的突变和质变，也被想象为终结于向旧制度的某种形式的回归。20世纪中国的革命理念是在天命论王朝更迭现基础上，吸收了关于革命将通向社会演化更高阶段的欧洲理论发展出来的。本文也简要回顾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对中国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认识。作者认为思想界曾一度在把革命看作是其本身表现了一终极完善政治状态，还是仅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途径上存在误区。对“革命”概念的正确理解有助于重构20世纪中国历史。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论析

近代国民外交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主要体现为工商界、教育界和政界等的外交参与活动,具有临时性,即因事而起的特点;其方式相对温和、目的过于理想化;国民外交组织也比较松散,组织性较差。由于国内国际多重因素的制约,国民外交对于内政外交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它的价值和真正意义在于:它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近代民族民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革命研究在西方——20世纪“革命学”述评

“革命学”一直是20世纪欧美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革命学”研究在革命的定义、原因、阶段分析、后果以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试从上述几方面入手,对20世纪西方“革命学”研究成果作一简单梳理,以期深化认识。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中的“顽童叙事”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小说创作中,悄然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此前的儿童叙事,此种儿童叙事主要撷取了儿童淘气、调皮、好动、好奇、捣蛋甚至恶作剧的层面,张扬并肯定儿童的活泼、快乐、纯真、嬉戏精神,呈现了轻松幽默的风格,呈现出“顽童叙事”的审美特征。顽童叙事自秦文君开始,经新世纪以来的梅子涵、杨红樱、张菱儿及“红樱”二代等大批作家的创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顽童叙事在儿童的认知上不是把童年这一时期看作成人生活的预备,从而引导、教育儿童尽快进入成人规约与建构的秩序与意识形态世界中。它更看重童年期自身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它是一种新的对童年的想象与建构,是一种新的童年文化理解。     

“人学”：文学的基本命题——20世纪50年代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讨论

1928年,高尔基在一次会议上把自己主要从事的工作称为“人学”。于是“文学即人学”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的看法。但百年来,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与“人”相关的一些概念诸如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并不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这是人性的“优雅”和“种”的危机的冲突。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学艺术规律性的要求,与人相关的诸多概念是无法回避的,于是在1957年前后,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大讨论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