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上篇):研究视角的融合

家庭结构作为家庭背景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因素之一。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家庭结构在西方社会已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经历了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但以往研究更关注经济和政治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对家庭结构的关注相对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家庭结构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过去半个世纪全球和中国在社会分层和家庭结构上的变迁趋势为背景,回顾了西方学术研究中家庭与社会分层视角相融合的历程,指出了在中国研究中将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价值。     

当代中国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与变迁——历史线索、现实境遇与建构趋向

党-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关联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结构变迁的一个必要路径。伴随“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次模式转换,当代中国的党-政府-社会的三方关联也经历了“相对分立-同构(两次亚结构变迁)-分野化”的四次结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历史线索。新阶段中国党政社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演展通道,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必须直面的现实境遇。探讨党-政府-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建构趋向,意义重大。     

城乡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结构与秩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传统的“乡土中国”不断解体，“城乡中国”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新形态。城乡中国阶段新的城乡均衡关系逐步形成，农民自由进城和顺利返乡，形塑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半工半耕”结构。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工半耕”结构充分体现了农民的阶层自主性，赋予了中国社会结构充分的弹性和韧性，维系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均衡。城乡中国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特色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保持稳定有序发展的内在机制。     

当代中国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与变迁——历史线索、现实境遇与建构趋向

党-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关联是研究当代巾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结构变迁的一个必要路径。伴随“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次模式转换，当代中国的党-政府-社会的三方关联也经历了“相对分立-同构（两次亚结构变迁）-分野化”的四次结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历史线索。新阶段中国党政社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演展通道，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必须直面的现实境遇。探讨党-政府-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建构趋向，意义重大。     

记者博客的传播模式及其价值

中国“两会”催生了崭新的信息传播模式，即记者博客。记者博客的传播模式是大众传播（记者与网民）＋人际传播（网民之间的讨论）。这种模式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大桥时代”背景下舟山村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探析

连岛、跨海是舟山村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前提，“大桥经济”是舟山村落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力。文章从家庭婚姻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三个角度探讨了“大桥时代”背景下舟山群岛村落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     

流动与传播——西部外出农民工调查

本研究选取中国西部地区甘肃省天水市外出返乡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借以描述传播的想象如何促进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这场持续良久的乡—城迁徙;另一方面,也试图探究个人对某个异地的感知构建和亲身进入对其来源地的影响(这里指的是农民工的家乡)。研究发现,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想象通常来自于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混杂的复合式传播通道,在大众传播媒介和人际传播的作用下,城市往往被定义为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尽管这样的想象显然过于简单化,但却真实地促成了许多农民离开乡村前往城市的亲身实践。而在经历被城市文化再社会化之后,返乡的农民工又成为城市文化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对农村进行着持久而影响深远的文化反哺。作为结果,这种文化反哺不仅推动着乡村生活的变迁,也反过来进一步塑造了那些未离开乡村土壤的人们围绕于城市及城市生活的想象。     

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依托。基于此,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理想型的传统社会。乡土中国在国家-士绅-农民的基本社会结构下,呈现出乡土本色、差序格局、无讼等特征,并在这些特征的维系下得以有效运行。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传统意义上“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已无法回归,基本的社会结构也被国家-代言人-农民所取代。乡土中国正在发生转型并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然而转型并不意味着质变,表面上看,虽然“乡土中国”逐渐演变为“离土中国”,但是乡村社会的底色尚在。在学理方面,我们需要围绕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所展开的讨论作出理解和反思。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及就业选择

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迁规律,基于2003～201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跟踪调查数据,以山西10个村的样本为例考察了近10年来农村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和轨迹。研究发现,农村人口10年来平均年龄增长了4.3岁,而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5.6岁从性别和在家居住时间看,46岁及以上女性和61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农村生产生活的主力军从工作时间和就业方向选择看,尽管农村劳动力仍以家庭农业经营为主,但外出就业和受雇用已成为农村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手段从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看,滞留在农村的农业人口质量较差。研究认为,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迁,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农业“女性化”和“老年化”特征突显,这些问题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新农村建设与户籍制度改革应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关注农业生产的“老年化”和“女性化”特征,以及关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系。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略论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变迁

我国乡级行政区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区划及其组织结构,就其治理层次、管理幅度和组织规模而言,不可能一成不变。在各个不同历史时代都有其各不相同的具体规定和具体实际。本文从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古代组织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当代组织结构及其基本特点和未来组织结构及其基本走向等三个不同层面出发,系统探讨了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组织结构的历史变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这对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的民主自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初探

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模式的形成既是国家对社会治理的一种机制,也是国家从社会获取资源的结构方式,并因此形成了我国立体稳定的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社会结构依旧在发挥其作用,同时这种结构的存在也引发了农村社会内部关系的变化。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相关网络平台,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构成、职业异质性方面测量了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现状。研究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在农户个体社会资本中占据重要位置,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较大的网络结构更有利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当前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存量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在关系构成上“差序格局”结构有所改变,朋友这一非亲属关系的作用逐渐凸显;住房类型、户口和收入是影响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三大因素。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新中国的乡村传播实践——基于“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分析

对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乡村传播,并以“移风易俗”“忆苦思甜”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重塑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等系列问题,以“十七年”间拍摄和放映的电影为对象,对选题、人物形象、情节表达等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在新中国“十七年”间,电影《儿女亲事》等抨击旧婚姻制度,歌颂自由恋爱的婚姻和宣传新婚姻法,《槐树庄》等电影则呈现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电影《神鬼不灵》等是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电影,这些电影对旧民俗、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使民众开始重新认识社会的习俗和习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就在“移风易俗”的电影中逐渐出现和建立了;电影《暴风骤雨》《白毛女》等成功刻画了旧制度中人民遭遇的苦难,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土壤中自动生成的,反映的进步思想是社会是前进和发展的,必须与反动阶级和落后势力进行斗争,通过“忆苦思甜”来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十七年”所力推的这项农村题材电影文化政治传播既是国家对内传播实践的创举,又柔性地将乡村政治引导到新的社会形态中,成功地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义转变。     

当代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

把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的社会团体作为生活结构的构成要素,来考察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可以发现:越是农村特征显著的地区,居民的生活越依赖于非正规性社会关系;城乡居民都没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团体,生活结构主要由以亲戚、邻居为主的非正规性社会关系构成;城市居民因形成的社会关系少,又没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团体,因此与社会结构的结合相对松弛一些;城乡居民拥有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的社会团体因个人社会特征而不同。这种差异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在城乡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物质领域和意识领域不同步,以及城乡居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而引起的。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简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