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先生作出“元代对于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看不出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大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关于士商关系,其实元代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社会现实都可说是明清两代的滥觞。本文论证士与商这两个阶层在元代已出现了一种互相吸引和靠拢的趋势,通过明清两代儒士对许衡“治生说”的重视和讨论,认为许衡“治生说”为元明清士商互动孕育了理论依据,对明清士商观念具有直接影响。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     

晚明士商渗透的社会影响

晚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士商渗透是一显著特点。这种现象强烈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也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晚明社会风气、封建政权、教育事业和商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士商关系嬗变:明代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

中国古代,视商如敌,因而,士与商犹如敌我分明的两个阵营。但到了明中期,士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这必然导致政治思想上的嬗变,士改变了轻商思想,商对士亦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变化,对中国传统政治、家族伦理观念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世俗以纵欲为高、人情以放荡为快,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这一切,就是明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精神的塑造

明清之际,以私人工商业为杼机和主体的相对自由的商品经济的突兀性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士商观念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商人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为商人阶层伦理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随着士商观念的转变,“弃儒就贾”成为当时杜会的一道风景,使得儒家以伦理为本体的人格理想和社会规范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并融入传统文化当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     

俚俗与性灵:王世贞的文学创作在士商契合中的转向

作为明代复古派后期盟主的王世贞 ,亲笔为商贾撰写了数十篇墓志铭与传记等 ,显示出他将视角由庙堂士林转向商贾市井 ,反映了他在当时具有的独特商贾意识与市井观念。在士商互动中 ,王世贞由古雅转向俚俗 ,由格调转向性灵 ,并将性灵说付诸小品文与诗歌等的创作实践 ,成为晚明公安派的前驱 ,也成为明代小品文与现代小品文接轨的前驱之一。     

科举制与士商合流

宋代以后,士大夫经商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学者一般将其归因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商业的发展仅仅是士人经商的原因之一,若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来看,可以看出科举制的实行与其大有关系:科举制的实行,导致士大夫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从事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陈亮的士人人格心理初探——从其生存方式着眼

陈亮前期是寒门士子,后期则为豪商富贾。这种由士而商、既是儒生又是商贾的生存方式在宋代士人中是少见的,它深刻影响了陈亮的人格构成,使其人格心理既有儒士的本质,又有豪杰的作风、商贾的精神。陈亮独特的义利观、理欲观、政治观,以及其豪杰人格、事功精神等,都有＂商＂的意识的深层渗透和凝聚。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蒋文玲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趋势。至明代中叶，商业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商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士商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四民观中居于最上层的“士”与...     

宋代城市商业的繁盛与坐贾势力的发展壮大

中国传统社会前期,行商是商业活动中的盈利主体,在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自宋开始,坐贾的势力日益壮大,宋代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发展历程中行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变化的出现,从本质上说是宋代商品经济繁盛的大环境下,坊市制度的崩溃、城市商业迅猛发展的结果,在宋代市场扩张、市场结构日益复杂、商品流通总量剧增的市场环境下,城市坐贾所具有的熟悉市场,对市场信息反馈迅速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的市场活动中处于领先的位置。在市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城市坐贾所具有的流动性较小、信誉度较高等特点也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进一步发展。     

唐诗本事与宋代早期诗话

宋代早期诗话自唐诗本事演化而来。一方面,诗话明显继承本事的形式,二者体制格调相近,叙事类型趋同。另一方面,诗话逐渐偏离本事的体式,证事变异,议论提升,诠事扩展。宋代早期诗话与唐诗本事的复变关系体现了唐诗本事的学术化发展。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论历史上的新疆民族关系

新疆的地形地貌特点,使其在古代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东来西往的诸多民族,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从汉代开始到宋辽金时期,新疆的民族关系主要受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矛盾斗争的影响。宋辽金时期,在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诸因素中,又增加了宗教的因素。历史发展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与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不管历史发展多么曲折,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在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西北边疆的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始终是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宋代军队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

本文论述了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包括犯赃种类、各时期的惩治情况与所用刑罚等。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的罪行以赃罪为主,纲运中军人犯法的处置细则也多触及赃律。宋朝对赃罪的处理日趋宽松,对边帅重将更是恩宠有加。除赃罪外,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刑名,还包括私相交易律、私役军士罪与计庸律等。这些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既体现了宋廷对军队营利性经营的态度和政策,也是别具特色的宋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书院与语录体

宋代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互动关系,是宋代教育史上一大特点;宋代语录体是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反映了书院教育、理学与文学的联姻与背离;宋代语录体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但也给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批评宋代诗人许月卿发微——兼及钱先生论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

钱锺书先生在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对宋末理学诗人许月卿的诗文进行了毫不宽贷的批评,其评语蕴含着丰富的诗学内容,与《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相关内容比对,可以诠释出钱先生评语的深度内涵。同时,它也启示着我们应当发掘钱先生对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关系的卓见,重新审视理学、气节等因素在钱先生诗学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