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唐代文学研究的新窗口

幕府自六朝以来就一直是文士荟萃之地,许多著名文学家都与幕府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关于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的关系,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文人入幕确实是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傅璇琮先生指出,研究唐代文学当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傅先生在完成《唐代科举与文学》后,还准备作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节镇幕僚,二是翰林学士。他认为:“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     

一部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唐翰林学士传论》

《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部全面而完整地反映唐代翰林学士制度与文学关系的专著，从全新的角度探讨唐代社会风尚和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命运，填补了唐代翰林学士史料与研究的空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当前唐代文史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唐一代，号称“天予私人”的翰林学士群体在唐代政治及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至今为止学术界对此认识不足，研究不够。现有的研究亦多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其与文学的关系则鲜有涉及。《唐翰林学士传论》一书，为此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不同的角…     

唐代的翰林学士

<正> 本文试图从唐代政治中枢演化的角度,对翰林学士这一重要职官作一个历史考察。唐初,三省分立、三省首长共掌宰相职的中枢政治机构设置不久就遭到了破坏,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皇帝经常临时差遣一些亲信文人、学士进入宫禁,“内参谋猷”,草拟书诏,直接侵夺中书省的职权。翰林学士即是由身份低贱的宫廷御用文人发展为拥有巨大权力的“内相”,而成为唐代后期政治中枢的重要成员的。翰林学士职     

论唐代翰林学士院之沿革及其政治影响

翰林学士院制度的出现,是唐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德、顺、宪三朝终于成为定制。本文试图考察唐代翰林学士院的沿革、职掌,探讨翰林学士院在唐代的重大政治影响,这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是有裨益的。一、唐初的弘文馆翰林学士,顾名思义,即墨林文翰之拔萃者也。至于翰林学士院,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解释:“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     

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御史制度是一个注重文学的职官体系,《文苑英华》《全唐文》中收录的御史授职制诰达百多篇,显示出唐王朝对御史任职资格中文学的基本要求.唐代御史的任职制诰中主要包含好儒、尚文、吏能、重德四个方面的标准:儒求经济、文尚词藻、才重吏能、行崇正直,它全方位考察文人在文、儒、吏、行、法诸方面的综合素质,赋予了唐代文学和文学家御史重大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强调的“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对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全面要求,是唐代文人人格修养的综合体现和行政能力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引导唐代文人的为学、做人的方向,确立文人的政治奋斗目标,而且还使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更契合于现实人生而大放光彩.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论翰林学士与中晚唐政治

唐代翰林学士正式确立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它的出现在唐代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中唐以来,翰林学士逐渐成为士大夫们步入最高权力中枢机关的一条捷径,在唐代中晚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一、翰林学士的出现     

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社团

“社”本为土地神,由先秦时期“把社”的群体行为衍化为地方行政单位。以传承道统为目的的“士”人集团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白莲社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的觉醒。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团出现于唐代,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学的民间化倾向使“社”的组织具有多样性,文人社团成为文人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精神家园,结社与文学发生了密切关系,不仅促进了文学思想的传播,而且形成了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明代的文人社团有了飞速发展,社团组织的数量急剧攀升,并同政治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     

文人内耗与文学溃败——中国现代文学批判运动的另一种解读

本文所说文人内耗,主要指出于并非正当的文学目的,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而发生在文人之间的互相攻击和互相危害。中国现当代文学批判运动及政治运动的文艺批判,文人内耗不仅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成为批判运动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文学思想争论及文学与政治关系,涉及文人内耗也视为派生现象。这种传统思路很难解释文人内耗何以常常成为文艺批判运动主角。文人内耗是一种双重伤害:既伤害文人也破坏文学,甚至导致文学大面积溃败。     

南朝文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南朝文人大多来自于世家大族或宫廷贵胄,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文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对当时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家族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学的规模;另一方面,士族文人的审美趣味强化了南朝文学“阴柔”的审美风格,“离别”、“伤悼”题材广受青睐。     

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

唐代中期的贞元、元和之际,为适应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传统儒学得到新的阐释,从而促发思想革新和文风变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高扬和文学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元和时代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文人理想破灭和心理的压抑下,使得元和文学在“明道”、“讽谕”之外,进而衍生两大流向:一是偏重奇险崛奥,二是偏重感伤闲适。作为当时文坛最重要现象的“元和诗变”,实际上正是那一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因此,所谓“元和体”,显然并非仅是元稹和白居易的某种类型诗作的特指,而是包容着深广而丰富的时代性内涵。     

唐代文坛的翰林三俊

唐代翰林学士这一群体构成了一支特殊的文学群落,在唐代文坛发挥着重要作用。翰林三俊——李绅、元稹、李德裕同为翰林学士,这使他们的入仕怀有昂扬进取的心态,也给他们的创作注入积极用世的精神。三俊彼此呼应唱和,形成一股合力,带动了文坛风气,同时也激励了文学新人。     

论陈子昂的文化意义

陈子昂是初唐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不同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而是倾向于政治方面的王霸大略。他在政治与文学方面都表现出超前的意识,尽管在根本上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却不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也不被其时代所理解。在历史上陈子昂是唐代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亦是呼唤盛唐文化到来的先驱者。     

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关系密切,不同时期文士籍贯总是以密集点的呈现表明其分布状态;中晚唐文化虽呈南移趋势,陕西和河南籍的文士密度仍居前列;《丹阳集》编撰的意义在于确认以籍贯为单位关注文学现象的意识,而初唐“吴中四士”的出现隐含着北方文人势力强盛南方文人势力弱小这一事实。     

文人集团与赋体创作

两汉时期的文人集团以“梁园宾客”与“邺下文士”最为著名。这两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中心对文人的吸引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的主人(梁孝王与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不但自身爱好文艺,而且能以较为平等的宾主关系与文人相处,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提供了较为自由的艺术环境。这种文人集团对文学创作,特别是赋体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它保证了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有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另外,它还成为后世纯粹的文人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前奏。     

唐代小说嬗变的成因探讨

唐代小说嬗变的成因探讨程国赋唐代小说“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宋洪迈《容斋随笔》语），它以其卓绝的艺术成就受到后世文人的高度重视￣①。宋元明清诗词、小说、戏曲、讲唱文学诸种文学体裁，往往根据唐代小说进行改编、加工。汪辟疆先生指出：“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     

浅议唐人传奇的写作特色

唐人传奇指唐代文士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小说在古代曾被看作搜奇志怪而“不本经传”的卑微“小道”。唐代小说以“作意好奇”而被称为“传奇”,当初自然也含贬意。不过名义上虽摈诸正统文学之外,而其实“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     

从唐代祭礼看唐代文人的心态变迁与文学选择

祭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重要的大型祀典更是国家政治凝聚力的象征,也是文人借以显露才华、表现自我的重要途径.有唐一代,随着不同时期政治风气的不同,国家举行祭礼的目的和能力有很大差异,文人随之经历了以国家祭礼歌颂升平、到整饬政弊,最后信奉民间祠祀这样一个由豁达进取、用世务实,逐渐内向感伤迷茫的心态变化过程,相应地,有关祭祀文学勾勒出由赋颂铺排到议论政弊,再到抒写个人内心世界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唐代祭礼的变迁折射了唐代文人心态与文体选择的变化.     

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唐文宗大和二年的制科 ,因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刘的对策触犯宦官 ,最后被覆落而名闻朝野 ,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科。它是中晚唐之交政治上矛盾与危机的交会点 ,不仅暴露出宦官专权的矛盾 ,而且还涉及到唐代文人对于藩镇割据与牛李党争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年制科及第者中 ,有 3人后来位至宰相 ,更有多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因而对探讨政治、科举、文学三位一体的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