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律与发展研究现状及其趋势

法律与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些学者试图通过法律移植,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法律制度变迁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由于其所固有的局限性导致了理论研究受到冷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一些国家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法律与发展研究采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新一轮法律与发展研究再次兴起.新法律与发展研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法律改革.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法律的发展

全球化表征着当今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发展趋势,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是我国法律发展的契机也是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法律全球化的挑战,选择适合我国法律发展的道路,顺应社会发展内在要求,推动社会的进步。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个进程,一种趋势,要延续中华法系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的法律原则,要以民族的内涵、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模式去推动世界法律的发展,有效抵制西方的强权行径,反对新的法律殖民主义,维护主权独立和民族利益。     

法律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法律教育的定位与目标

自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首设律例科,延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仿效哈佛、耶鲁法学院教学模式,开启了中国近代正规高等法律教育之先河。屈指算来,中国新式高等法律教育,在先学美国,次又随德、日,及至后来模仿前苏联的不断拜师换师中,走过了风雨百年。直至今天,随着法律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我们的法律教育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迎接时代的挑战,实现法律教育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本文将在法律全球化视野下对我国法律教育的定位以及法律教育的目标展开论述。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法律发展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促进本国法律的发展,一直是人们热衷讨论的问题。本文着重讨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机遇和影响。认为,中国的法律发展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法律的真正发展。     

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律安全

法律安全是法律所达致的秩序与法律自身规范、事实逻辑自恰性的同一。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法律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下的国家秩序,而且包括拓展了的全球秩序和深入了的民间秩序;法律自身安全在具备自恰的规范逻辑结构独断属性的前提下,还应当建立与社会的良性沟通机制。在国家秩序和全球秩序的构筑过程中,只有在一个具体理想图景指导下,在多元规则整合和多元主体契约性商谈基础上,实现秩序维持力量由强制力向约束力转变和主权的契约性面向,才能达致全球化视域下的法律安全。     

社会学视野下的法律价值与功能：作为社会控制的法律

从社会学视角而言,法律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只在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持社会正常运行而发挥作用.法律的社会功能通常是通过解决社会冲突和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得以有效地表现.而法律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通常主要通过法律方式解决社会冲突或争议,推动或阻碍社会的变革,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后现代主义与法律发展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后现代可以使我们重新选择位置、立场和思维 ,在新的语境中阐述中国的法律发展。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法学传统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我们必须认真应对 ,在法律主体、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等方面汲取有益的养分 ,探索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之路 ,创造更加公正、合理的未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法律框架下的CEPA发展

我国从2004年开始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港、澳地区如何以其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衔接已经运转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协议(CAFTA)是一个现实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论述了CEPA与CAFTA的法律制度对接的发展前景及其必要性与可行性,认为对接会使大陆、港、澳三方得益,并且提出了如何对接的操作性方案:港澳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签署国际条约的方式获取利益,以设计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保障,以提出对接问题作为事前防范,最终得到三赢局面。     

诠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和谐发展观”

中国在探索走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自身发展的重要理念--文章归之为"和谐发展观",而正是这一日益凝练的"和谐发展观"还将引领要去走的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文章试从和谐与和平、和谐与发展的辨证关系以及"和谐发展观"的界定来揭示中国的"和谐发展观"呼之欲出的建构过程.     

法治视野下的中国法律"多级化"问题

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现代化不但要求有法可依 ,而且要求有“良法”可依 ,这对法律规范体系的整体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 ,中国法律体制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虽然经过 5 0多年的法制建设 ,部门法律的体系堪称齐全 ,但立法质量却参差不齐 ,而且因为立法利益的多元化 ,立法主体的多级化 ,造成我国法律规范层次复杂、体系庞大 ,以及规范内容相互冲突等不利于法治发展的情况     

论法学教育中的法治精神培养

法治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中人们对法治进行理性追求和崇敬的思想理念,是与制度层面以及法律实践层面的法治相辅相成的。法治精神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法治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法学教育中重视法学知识和法律技能而忽视法治精神养成培养是当前法学教育的误区。法学教育应当强化法治精神养成教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我国文化贸易转型发展路径

在我国文化贸易“由逆转顺”的大背景下,如何优化文化贸易结构,推进文化贸易转型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梳理了我国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观点的提出,分析了其重大意义,提出了供给商品结构、供给主体结构和供给渠道三个主要改革内容,并从产品创新与品牌打造、供给模式创新与外贸供应链整合、文化产业组织创新与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文化治理模式创新与鼓励创新氛围营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举措。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视角下的工科院校环境法教学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专题进行阐述,明确指出:“应当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利用工科院校中工程类学科的优势是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研究可资借助的平台,能够在教研中克服现行环境资源制度“原则性过强,操作性不足”的缺点.利用环境工程可操作的指标体系进行相关法律教学的实践性研究,在工程伦理同法律伦理相结合上实现法学研究同工科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的双赢.     

风险管理视角下我国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

文章从当前农村电商物流现状研究出发,分析了当前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所面临的三大类风险,并给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策略,最后对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做了总结和展望,为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

文化产业发展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兴起和物质经济向非物质经济的全球性战略转变,以及人类社会正在遭遇到的资源和环境发展危机,都使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今后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际社会广泛的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竞争新形态。10年来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思想史和实践发展史两个方面的积累都使得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获得整体上的突破和理论上的建树与创新,成为一个重大学术使命和责任。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一系列调整,以及国家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的提出,都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和战略机遇。如何科学地回答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战略理论和战略实践问题,成为当前和今后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紧紧抓住这未来10年的"战略机遇期",根据发展了的我国文化产业实际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总体战略要求,重新确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对于将深度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外资并购对中国投资法律发展的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利用外资环境的日益宽松,外资并购逐渐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外资并购对中国的投资法律体系带来了深远影响,除了在法律文件层面拓展和完善了现行投资法律体系外,外资并购还对投资法律体系中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外资并购带来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国家垄断审查问题,而我国现行的投资法律体系中这一问题尚是空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了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垄断审查,为我国今后将这一制度法制化、普遍化奠定了基础,对现行的投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新时期我国法理学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演进

新中国法理学三十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法学理论确立、法理学确立和法理学方法与立场三个时期。在法理学研究的过程中,基于利用法律、敬畏法律、质疑法律的立场,形成了外在视角、内在视角、超越视角三种研究视角,在法理学的视野中便有了作为社会现象的法、作为规范体系的法、作为价值集合的法的划分,这种划分具有正当性,应当成为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种路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看科学发展观

从关系、反思和实践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路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正确地回答了“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特质。     

论民法与商法的理性品格

民法为商法之母源。民法确立并保障一般人格,而商法确立并保障特殊人格。民法与商法的形式理性都表现为法典之纂制。民法的价值理性在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商法的价值理性在于追求对人格快乐之倡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