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前期观书和讲习应制赋诗活动

北宋前期诸帝倡导和鼓励观书、讲习及创作应制诗,因此应制诗创作极为繁荣,其内容为描写藏书处森严庄重的环境、抒发对本朝文物兴盛的自豪、赞颂君王书法艺术的高超造诣、表达臣子的荣幸和感恩之情以及记载了君臣之间讲求经术礼义、借鉴历史经验、尊崇道德文章的言行和风范,反映了宋代大量搜集整理图籍、召集群臣观书特别是观览御书御集、大兴讲习之风的盛况,表现了宋初诸帝对文化的推崇和倡导,对宋代文化兴盛繁荣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论唐代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

唐代河洛地区诗人众多,诗人群体构成复杂,诗歌创作内容异彩纷呈。应制诗人群体出现较早,它以君王为中心,在群体的形成和创作方面都有较高的自觉性。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包括政事应制、宴饮应制、游赏应制、礼拜应制、送别应制等内容。河洛应制诗折射了唐王朝的政治变迁和历史兴衰,推动了唐诗的发展成熟,它是唐代河洛地区人文风流的真实镜像,掀起了河洛诗人群体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尊崇之“名”到专权之“实”:宋代平章军国(重)事制度考述

平章军国(重)事制度始于唐代,初为宰相之职,后成为尊崇贵官。宋代的平章军国(重)事具体分为平章军国重事、同平章军国事、平章军国事,序位均在宰相之上,有"平章军国"、"平章"、"重事"等别称或简称,职权大多为军国要事。宋代共有8位平章军国(重)事,王旦、吕夷简辞而不拜,其余6位为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乔行简、贾似道、王爚,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平章军国事韩侂胄。宋代的平章军国(重)事同宰相关系密切,他们地位尊崇,参与决策三省、枢密院军国重大事务,特别是宋廷主动授予的平章军国(重)事,为政颇值得肯定。宋代平章军国(重)事制度经历了由"名"到"实"的过程,部分官员借此名号而把持朝政,对两宋的衰亡负有一定责任。     

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中越诗歌关系视野下的阮保诗歌创作考论

阮保是在以推行汉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重要个案意义的越南诗人。他留下了越南创作时代最早的应制组诗和七言应制排律诗,他的应制组诗风格清婉、用典丰富;应制排律诗具有初唐排律声格流丽、从容颂美的台阁风范。阮保同时还是越南早期留存送别诗最多的诗人,他的送别诗偏离了重在抒发离情别意的古典汉诗传统,其功能由抒情转为交际,造成了送别双方在情感交流上的疏离。阮保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将唐诗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化用和借鉴唐诗名句、以唐人名句为诗题和主题进行吟咏;应制寓目诗和送别诗沿袭中国诗歌的结构模式;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体验和生活想象而进行虚拟化创作。通过阮保的创作可以看到,越南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由于对传统诗歌惯例、法则和标准的选择,推动了越南汉诗在诗歌功能上从抒情转化为应用。     

王府教官身份与史浩的应制诗

史浩的王府教官身份对其应制诗的创作有重要影响.首先,品学老成、政治可靠是王府教授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史浩的老成催生了他精粹练达、雍容和平的应制诗风,高宗的亲擢则令其所作多有感戴之语;其次,教授内容上的重德轻艺的特点使得作诗不被提倡,故史浩应制诗的数量较少,且少声色之娱的描写,语言也不涉华丽奇险而略显质朴雅淡;最后,与教授方式上的寓诫于读相一致,史浩的应制诗也能委婉箴讽.在出任建王府直讲期间,其所作应制诗中,抒情言志有所加强,对建王与皇孙皆有影响.     

明初应制文学的承与变——以宋濂、郑棠为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应制文学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发生鲜明的变化,朱元璋持有高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朱棣则借助文学宣扬自身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宋濂及其门人郑棠分别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应制文学风貌。由二者对比可见:其一,洪武年间的应制文学歌颂与劝谕并存,至永乐年间则颂扬之声渐长而规谏之旨渐失;其二,应制文学打破“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界限,实现了空间泛衍,并推动“台阁体”的成型。郑棠的作品显露出馆阁文人的精神自处与吏隐矛盾。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

碑志文源于先秦,多用于殡葬礼俗。汉以后碑志文创作兴盛,最终呈现出正体、变体两种形式,蔡邕和韩愈分别为其代表作家。碑志文正、变之间的演进合乎时代社会风气和文学发展规律,其区别在于体例格式、思想内容及写作手法的不同。正体和变体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其相互作用促进了碑志文体品位和审美要求的形成,也促进了碑志文创作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文体辩证价值。     

从朝廷近臣词看南宋乾淳词坛的雅化之路——以曾觌、张抡词的创作为例

曾觌、张抡是南宋孝宗时朝廷的两位近臣,两人词的创作代表了南宋乾淳词坛词的多元化创作的一个方面.作为朝廷近臣,其创作在应制谀颂等功能上同以往朝廷幸臣的词作有所继承,而在咏怀、咏物等题材和内容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显示了南宋乾淳词坛雅化的发展趋向.     

唐代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对唐判创作的影响

在唐代,由于书判是朝廷科举铨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判文的创作颇受朝廷、士人的重视,朝野文士皆习判词.加之唐代士人对判文写作能力重视的社会风尚,促成了唐判的空前繁荣.可以说,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直接促成了判文本身的成熟和兴盛.     

魏晋南北朝赞体文探析

赞体文可溯源至上古时期,至两汉成型,先秦、两汉时期分别是赞体文创作的萌芽期和成型期。魏晋南北朝赞体文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文体形式上,都获得了丰富和发展,咏人、咏物、咏佛等题材大量出现,赞文篇幅和文体样式也有所变化创新,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民歌创作与音乐的发展

唐代民歌分为山歌和小曲,因形式自由,节奏活泼,新鲜而富有生气,得到了文人们的喜爱,极大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热情,从而形成了唐代歌曲艺术的高度繁荣,也为词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试述陈廷敬“和声以鸣盛”诗歌特点的体现及形成原因

陈廷敬不仅是清初重臣,也是清初重要的诗人,其诗集中存有大量纪恩、颂圣等应制之作以及抒写“相臣心事” 的述怀之作,此类诗歌思想情感雅正平和,风格雍容典雅,形成了“和声以鸣盛”的创作特点。究其原因其创作特点形成与其台 阁身份、儒家诗教观以及个人的性情经历均有关系,客观上开启了清诗“格调”之风。     

论谢庄创作风格的两重性

谢庄诗与文,各有繁密与清雅二体。繁密之文,用字庄重典雅,广泛使用对仗,影响很大。清雅之文,以《月赋》为代表,成就极高。诗歌中的清雅之作,风调悠扬,情韵空灵,最能代表谢庄诗歌的成就。至于诗歌中的繁密之作,主要是为应制颂圣而作,堆砌填塞,内容空洞,了无足观。     

试论苏颋应制诗的审美特征及对盛唐诗歌的贡献

针对前人对苏颋应制诗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对其应制诗从体势、立意、笔法等审美特征方面进行细致探讨,并对其应制诗的题材、风格、律化进行分类说明,指出苏颋的应制诗对盛唐诗歌所起的推动作用。     

庄严与无耻之间——论冷歌的文学活动

冷歌是活跃在伪满洲国末期文坛上的一位知名的编辑、作家。在庄严与无耻并存的沦陷区文坛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编辑出版许多新文学作品,对繁荣东北文艺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诗歌、评论、散文等文艺作品的发表更证明了他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应时应制之作的局限。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论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及其原因

本篇从三个层面探究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现象及其繁荣原因。首先明清易代的复杂背景,对于清代传记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突破,意义非小,它不仅激发了清初士大夫史传写作的热情,而且促使了清代史馆的常规化建设。其次,清代史馆制度的完善不仅使官方传记有序、全面地走向繁荣,而且带动了士、民各个阶层传记创作的良性繁荣。最后,女性传记创作的繁荣代表着清代传记创作的整体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