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发展

近十几年,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提升社会协同水平、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和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能力和行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差距。要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必须明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量大、质优、功能强的社会组织发展任务,采取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科学举措,不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稳步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重大疫情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发挥着整合社会资源、引导正面社会舆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疫情治理中也面临着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缺乏系统化的制度机制体制、社会监督与反馈明显弱化、合作平台建设方式单一等诸多现实困境。而需要基于明确价值定位、优化制度环境、创新治理方式、积极借鉴经验等维度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效能,以实现科学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营造“现代社会组织”生长的社区环境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了“现代社会组织”的概念，要求“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管理机制并列起来，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四大重要目标。     

论两岸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互动基础

社会组织根植于基层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两岸社会组织被赋予了不同的治理内容和参与范畴,但就治理功能而言,它们都是促进社会福利及有效治理社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两岸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核、治理目标和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共通性,为其破除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禁锢而进行交流借鉴奠定了基础。推进新时代大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就必须坚持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指向,借鉴和吸收一切优秀成果,加快大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入发展。     

百色青年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研究

青年社会组织是各种社会团体中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发展模式及其对青年的吸引力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实地考察等形式,研究百色市青年社团组织的生存现状、存在瓶颈及发展趋势,以期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完善青年社会组织管理推动其健康有序发展。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借鉴,是解决中国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社会的诸多领域起到重要协助作用,在提高民众公民意识、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方面起到基础性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应提高思想意识,营造重视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规范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     

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以北京市为例

妇女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项目制治理下,国家对不同的妇女社会组织采用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对妇联的让渡式统合和对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福利式吸纳.国家通过项目制实现对妇女社会组织的治理和赋权,并进而实现对妇女的治理和赋权.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管理改革探索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管理是国家在面对利益格局的复杂化、社会成员权利意识提升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成长等一系列挑战下不断改革的产物。因此,中国社会管理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管理改革,中国社会管理的改革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赋权,这也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优化路径探析

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既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处于起步阶段,参与承接行动的社会组织较少;其承接方式主要以定向委托为主。现阶段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对促进自身发展、推动政府职能转型、节约行政成本、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在承接行动中,社会组织自身仍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经费不够、管理不善等问题;而政府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合理、放权观不正等问题。如此,推动社会组织加强能力建设与政府更新观念、创新体制机制仍是当下的任务。     

网络时代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价值、困境与对策

在互联网对社会的渗透日益深入且全面的今天，青年通过网络参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时代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治理过程中，青年借助网络工具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了从以前在官方组织引导下通过传统途径参与到主动运用互联网平台自发组织参与的创新。当前，青年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专项管理缺失、社会信任度不高、发展性供给保障不足等问题。伴随网络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激发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需要从完善专项管理、转变观念态度、增强资源供给三个方面寻求破困之道，从而助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从管理到治理——近十年来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正式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众多学者对社会管理创新诸多方面进行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加深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解。他们对社会管理的内涵、研究领域等进行了界定,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原因、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对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反映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想进行了剖析。     

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探析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1]笔者结合西安市社会管理现状与问题,提出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该模式以"赋权参与、以人为本、合作共治"为治理理念;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为治理主体;以信任、协调、整合和互动机制为治理机制;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弱势群体,完善社会运行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等为治理职能;以"1+1+4"组织管理结构为组织治理结构。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路径探析--以温州市为例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日益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社会风险度加大,加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温州市率先改革,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通过分析温州市的合作治理实践可以看出,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应该做到：1.重塑理念,以服务合作精神引领合作治理;2.健全法制,为合作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坚实保障;3.创新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积极性;4.加强帮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