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

彝文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同化政策,彝文已濒于消亡的阶段。现存彝文文献,仅可上溯至明代的刻本和碑铭,如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贵州罗甸水西的铜钟(以下简称“成化钟”),钟面有彝汉铭文;石刻有云南禄劝县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镌字崖》,贵州罗甸水西地区     

再谈司马迁的结局问题——兼论“西汉史学系统”

写了《关于词马迁的结局问题》(见《史学月刊》85年第6期)一文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太史公书》在西汉时期,从不曾被说成是“谤书”,到了东汉时期,它才被加上了这样的恶名。事实上,是先有了“谤书”之说,然后才附会出了司马迁被杀的故事。为了证明这一点,有必要对“西汉史学系统”加以考察。同时,考察一下司马迁后代子孙的情况,也可以证明“被杀说”之不足信。     

论城市的“内公外私”产权性质——兼论中外城市性质之比较

城市历来是作为独立系统同企业分开研究的,然而理论分析表明城市和企业具有共同的本质,都属于长期稳定多边契约组合的社会生产组织.城市和许多企业一样也属于"内公外私"产权,即对内公有或部分公有,对外具有私有性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之间有市场竞争,为什么可以经营城市和需要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初期市场经济同成熟市场经济的城市性质存在重要区别,即前者属于地方或城市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而后者属于城市市民主导型市场经济.     

论"彝文规范方案"的完善与彝文的统一问题

彝文规范方案的完善修改工作正在酝酿过程中 ,为探讨这一修改完善工作 ,尽快制订出修改方案 ,本文对彝文规范方案的修改制订的原则、方法和完善修改的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提出了作者的认识和具体的内容、方法、步骤和方案。文章对修改制订全国规范彝文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论“引黄入晋”问题

关于“引黄入晋”问题,在山西已议论多年,早在七十年代中期,省主管部门便提出了“引黄入晋”问题,当时主要是从以粮为纲大抓水利的观点出发,为了扩大灌溉面积以改变山西农业低产面貌而提出来的。这个想法后来是不合时宜了。近年来,由于中央确定要在山西建设煤炭能源基地,主张“引黄”的人又找到了新的依据,认为建设能源基地需耗用大量的水,而山西水源不足,“引黄入晋,势在必行”。山西省到底需不需要搞“引黄”,已成中央和山西省委密切关注的问题。关于“引黄入晋”问题,在1979年省技术经济研究会上,我就发表过浅见,认为没有必要搞,现在我仍然认为不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汉字改革——论秦始皇“书同文字”

我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全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破旧立新,大胆改革。其中“书同文字”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书同文字”,也叫“同书文字”、“书同文”或“同文书”,意思是要用同一样的文字来书写。任何文字都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有的变化是自发的,有的变化是自觉的。只有自觉的变化才能称为文字改革。秦始皇的“书同文字”,制定了全国统用的小篆,并大力提     

论唐宪宗的“元和之治”——兼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性质

强盛的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及阶级、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政治混乱,经济凋敝,民生维艰。尤其是肃代之际实行的所谓“宽仁”之治,导致藩镇跋扈,渐成祸根,加之德宗的轻举妄动和刚愎自用,酿成了“四王”、“二帝”之乱,唐王朝的大厦岌岌可危。在这大唐王朝命运攸关的时刻,宪宗君臣励精图治,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平定了藩镇割据,加强了中央集权,缓和了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造成了“元和中必”的局面。应该说宪宗李纯是当时进步势力的代表。本文试就宪宗的“元和之     

股东身份认定问题探析——兼论工商登记的性质

公司应以股东名册为准来确定股东和对抗善意的受让人,出资转让合同可在善意受让人与让与人之间产生对抗力。受让人之外的善意第三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来确定其股东身份。鉴于工商登记是属于私法领域的程序性的商事法律行为,恶意第三人或者受让人的股东身份确认则不应严格拘于工商登记和股东名册。分红记录、公司内部章程和出资协议对于股东身份的认定也具有一定的效力。实质意义上的股东、公司及恶意受让人都不能以没有工商登记为由否认其实际的股东身份。     

对“文学终结”问题的再认识——兼论技术对艺术的影响

在我国关于“文学终结”的论争中有两个焦点问题：“文学是否死亡”和“文学与现代科技的关系”;从前者转向后者,展示出对“文学终结”的认识日益走向深化。“文学终结”的重要意义并非争论文学在现代科技时代是否消亡。而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文学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并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这需要走出文学本质主义的误区。认真研究当前出现的新的文学实践,并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反思,以此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救赎。文学出现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则在于现代科技对艺术产生的影响,在二者之中,技术成为自变量,艺术随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因此,考察技术的应用给艺术本身带来的影响,成为研究现代艺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对“公有”的初步考据及思考——兼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性质问题

反思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性质和形式,正成为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公有"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有制性质和形式的一种传统表述.经过考据后发现,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基本性质应该是"共有制".这是一种要求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财产作为基础,并且是"共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度.以"共有制"或者"全民所有制"为核心的所有制体系称之为"共产主义".它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所指的内容不同."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是"公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指的是社会运行的一种方式和机制,是"社会化"的结果,是以价值取向作为基础的.它之后是"地球主义"社会,是全球化的结果.     

对绥靖政策的再认识——兼论“慕尼黑类比”

自20世纪30年代英法对德绥靖政策失败后,"慕尼黑类比"随之盛行并流毒至今。这种盲目排斥一切妥协、鼓吹遏制和预防性战争的论调,多次影响了美国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慕尼黑类比"的依据是所有绥靖政策都必将失败,然而近年来很多西方学者对此提出批驳质疑,强调绥靖政策在历史上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本文指出,尽管慕尼黑事件证明了错误运用绥靖政策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但绥靖也不乏成功的先例。成功的绥靖政策不仅能够化解短期冲突、保留权力并转嫁威胁,还能从长远角度塑造一种非对抗性的国家关系。因此,对绥靖政策应做具体分析,"慕尼黑类比"根据一个失败案例否定所有绥靖政策,这种以偏盖全的错误做法损害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最后本文认为恰当的国际体系安排、长远的战略眼光是绥靖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对“声符兼义”问题的再认识

这里所说的“声符兼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前人人为划分的所谓的“会意包形声”和“形声包会意”在内.形声字在构造方面对称的对偶形式,除了在形体上具平衡感外,也反映了古代中国的阴阳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而在内容上,它的两个部分也反映出这种对立统一:一形一音,各司其职,可谓对立;共同组建一个字形、又是统一.     

西夏“称臣请封”析——兼论西夏政权的性质

由党项拓跋氏建立的西夏王朝,在其190年的历史中,传位10帝,其中却有9位夏帝先后向辽、北宋和金称臣请封,从而构成了西夏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它对于西夏王朝的历史起有极重要的作用,但又影响和制约着西夏政权的发展,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政权的性质.一西夏所据之地,原为唐朝的疆域.唐末,拓跋首领受封节度使衔后,开始占有银、夏、绥、宥等州,成为西北地区的一个藩镇.这一局面历经五代,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留后继捧因嗣节度使职与族人不合,遂入朝北宋.其族弟继迁则认为“我李氏子孙,当复兴宗绪”,拒绝内徙,而叛离北宋.但此时党项内部,因继捧的入朝和宋廷的招抚,已是“亲离众散,殆不可支”,加之宋军的追剿,继迁屡遭挫败,处境窘迫.这迫使     

秦代“书同文”及其文化价值

秦代的“书同文”的产生具有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秦始皇利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对汉字进行规范，规定了秦所使用的官方文字为小篆，同时允许秦隶在民间使用。秦始皇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只是一种白发的行为，但由于适应了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实践，对于现代汉字规范化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论“计丁授田”问题

再论“计丁授田”问题赵令志后金政权的统治重心由苏子河流域转至辽沈地区后，八旗官兵也基本从原来的屯驻地迁至辽沈地区，努尔哈齐为解决八旗官兵的生计，保障八旗组织的战斗力，对八旗官兵实行“计丁授田”，以此来安置八旗成员，首开为八旗官兵分配旗地之例。所谓八旗...     

再论先秦两汉民歌的性质——兼与程相占先生商榷

从古代诗论来看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古人对诗歌性质和功能的两大基本体认 ,很少论及诗歌叙事的问题 ;从传统的叙事理论来看 ,先秦两汉民歌的内容及表述方式基本上构不成“叙事” ,更谈不到“叙事诗”的问题 ;从纯理论的层面看 ,抒情诗之根在于“极端的共时呈现性” ,叙事诗之根则在于“极端的历时延续性”。整体言之 ,先秦两汉民歌的共时呈现特征十分明显。虽有极少数作品体现为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 ,不妨称之为叙事诗 ,但其数量有限 ,不足以构成与抒情 (言志 )之作相对立的种类。而且 ,它们同时又具备抒情 (言志 )之作的特征。因此 ,可以将它们视为一种特殊的抒情 (言志 )诗 ,不必强分为两类     

浅谈哲学基本问题——兼评“过时论”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各种哲学都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出发点和基础,但有人断言,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过时的观点,继续坚持这一理论是不妥当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这是需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的一个原则问题。 一 诚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基本问题不能认为具有“永恒性”,但无永恒性并不等于不具有现实性。自古以来,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观点和方法都在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这种发展有两种情况: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中的     

论曹丕诗──兼论对“建安风骨”的再认识

南北朝以后，对曹丕、曹植兄弟诗歌的评价基本是抑兄而扬弟，甚而谓曹丕“去植千里”。本文在考察、分析曹丕存世诗作的基础上，认为曹丕诗歌创作不仅成熟较早、风格刚柔兼备，更在“三曹”中形成了以清隽秀逸为主导的创作个性，独树一帜，体现了建安诗歌与汉末诗歌的内在联系。后人贬抑曹丕诗歌根本原因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建安风骨”是当时开放活泼、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雄健刚劲之作是其中的一种风格，曹丕诗歌则反映了“建安风骨”的另一个侧面。     

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

以往,学术界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文治武功有过很高评价,而所谓“车同轨,书同文”几乎是每论必及的。它不仅被称为促进中国经济、文化的伟大措施,甚至被认为是向儒家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其实“车同轨,书同文”的提法早已见于《礼记·中庸》,该篇记录了相传为孔子所说的话:“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秦始皇不过是沿用了这一口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