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四大问题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农地所有权不明晰、农民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农民土地收益权不完整、农民土地处分权不充分等问题。应从明晰土地所有权主体、稳定农民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民土地收益权、丰富农民土地处分权等方面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     

农民阶层分化、产权偏好差异与土地流转意愿——基于江苏省泰州市387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现象日益明显,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产权具有不同的偏好,进而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土地占有权中的剩余控制权偏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收益权中的生产性收益权、保障性收益权、剩余收益权偏好会弱化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而流转性收益权则会增强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处分权中的转让权偏好会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产生积极影响,而抵押权、继承权偏好则会产生消极影响.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保障程度也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满足不同阶层农民异质化的制度需求,同时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程度.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理性反思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 ,并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中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和组织保障、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制定技术上的困难等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 ,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避免政府暴力潜能等有助于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地产权偏好:基于江苏泰州的调查分析

农民职业多样化引起了农民阶层的分化。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同,从而对农村土地产权产生了不同偏好。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对土地产权的生产性收益权、保障性收益权、农业用途使用权偏好较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对土地的流转收益权、非农业用途使用权、转让权、抵押权偏好较强;许多农民对土地的剩余控制权、剩余收益权、继承权等偏好较强;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表现出对土地所有权的强烈偏好。未来的农地制度改革应该针对不同阶层的农民,提出不同的改革措施,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提高制度改革的整体效率。     

土地流转何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基于产权认知的视角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深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价值评判和市场体验,是影响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土地流转锐化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获得感,改善了农民的市场体验,从而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能够产生被尊重感、公共事务参与感和“成人之美”的道德感,进而产生自我价值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道德获得感。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生成过程表明,要锐化与提升农民获得感应注重农民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情感态度与体验,让惠农举措与农民的思想意识及认知水平相协调。同时,要提升农民获得感不仅要定向、定点地给农民带来实惠,而且要在市场经济中丰富农民的经济机会和集体决策的内容,让农民在亲身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提升政治获得感。     

基于农民产权认知的中国征地制度改革研究——来自江苏南京的数据

调查研究表明,在江苏南京,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现行征地制度不满,征地矛盾比较尖锐,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农民土地产权认知是影响农民对土地征用制度评价的重要因素。土地所有权、土地增值收益权、土地征用谈判权认知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农民征地意愿的分化,且当土地产权更多地指向农民时,农民反对土地被征用的意愿更强烈。因此,必须根据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改革和完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特别是要在征地政策中凸显农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     

试论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的财产性质

当前许多地区出现承包土地弃耕、中断承包合同等现象 ,这固然与土地承载成本过高密切相关 ,但是与承包土地财产性质不确定、农民的承包土地的财产权难以实现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土地成了农民的财产 ,农民必然会想方设法搞好经营。农村家庭承包土地财产持续动力。当前承包土地财产权由于各种制度障碍而难以实现 ,为确保农民承包土地财产权的实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与土地有序流转研究

通过土地合理有序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新形势下三农问题面临的重大抉择。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是改变土地流转自发、分散、无序状态的基本路径,而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所以,要大力扶持农民专合组织并以其为土地转入主体、明晰农地产权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搭建农村金融平台、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等,以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与土地有序流转。     

农民平等权保障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利,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首要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歧视,使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在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上存在严重的权能缺失,农民既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保障,又缺乏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需要创新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此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最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解放农民法令,宣布带着土地解放农民。法令的文本规定有很大弹性,农民最终没能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民实际使用土地的数量减少,地力下降,增加土地的尝试也没有取得理想效果,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初亦未能得到根本改观。沙皇主张废除农奴制是顺应时局之举,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竭力维护传统,加之土地产权变动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等因素,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

建国以来,在我国农地权属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立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受损主要来源于土地的国家征用、集体支配和土地关系立法的不完备。建立有利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农地产权制度,必须在明确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同时,规范土地权属转移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法治精神的土地法律制度。     

农地流转的新特点及农民失权状况分析

土地流转和农业实行规模经营的提出,农村兴起了新一轮的圈地高潮.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不可能有效保障土地流转的农民权益.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缺位、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土地市场化流转难起步是农民土地流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解决的途径:一是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界定、测定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和数量的基础上,将集体土地确认到以组(自然村)为主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并以股权形式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组建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尊重农民意愿,实行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三是建立健全流出土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再就业和创业的社会保障机制.     

建党百余年来农民土地问题的辩证分析

建党百余年来,农民土地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既包括有效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正向实践”阶段,同时也有忽视了农民土地问题的“负向实践”阶段。“正向实践”阶段的成功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大浪淘沙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在乡村振兴的主旨引领下结合国情和乡情,不断升华农民土地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负向实践”阶段的教训在于脱离了国情乡情、违背了生产力发展规律,使得农民群众利益遭受损失。知往鉴今,新时代需秉持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之要义,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资本主义时期俄国农民土地问题症结何在

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面临诸多土地问题,简单地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农民缺少土地并不可取。实际上,俄国多数农民并不缺少土地,份地实行村社集体所有、份地需要长期持续赎买、份地经常被重分才是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     

赋予农民双重地权下的土地财产权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是“三农”问题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上实行双重地权下的土地产权制度,明确界定和承认农民拥有对田面价值的增值部分的所有权,既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和财产权益,又有利于解决土地制度变革中国家、集体和农民土地剩余索取权的利益之争。     

现有土地制度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挑战与路径

目前在我国农民的四大收入来源中,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较小,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让农民通过土地财产权利获得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加农民的总体收入是当务之急。我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包括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权。在农民利用各种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性收入时会面临一些挑战：我国农村地区出现分化,分化为城中村、城市郊区村、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与委托代理问题;土地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一种保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但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要探索出一种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农民转为市民的合理的土地制度。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发展现代农业、城镇化结合起来。     

国家建设、农村土地政策变迁与农民权利保障

中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体现了国家建设的逻辑.然而,在国家建设的逻辑中,土地政策更多地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从而可能忽略土地作为农民权利保障载体的属性,并造成农村土地政策变迁中的农民权利缺失.有效的土地政策取决于土地政策变迁、国家建设和农民权利保障的需要三者之间的契合程度,其关键在于寻求土地政策变迁、国家建设与农民权利保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背景下,寻求上述三者之间的平衡要求加强对农民权利的保障.     

土地征用补偿比较研究

土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建设用地需求的急剧增长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本应成为土地的最大受益者。可事实上,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本应该在土地上获得的收益大部分被剥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思考:一个退出权操作方案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不同分化类型农民普适、农民自愿、渐进有序推进的原则。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焦点是赋予农民退出权。建立退出权的实施机制,包括明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制定退出权行使规则,建立退出工作程序,对退出农民经济补偿,建立退出扶持资金和退出土地处置原则。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视角下的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探析

城镇化进程推动土地市价急剧上涨,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的经济价值愈加凸显.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关键在于切实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并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我们深入研究在政府征地、承包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三种土地财产权益实现途径中所存在的征地补偿金不足、承包地流转不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等制度障碍问题,分析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所具备的有利条件,进而提出保障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