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坚守与放逐

在中国20世纪文艺思想发展史上,1942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界碑。这一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然而坚守着独立思想的解放区文艺界的现代知识分子却放弃了独立思考和探索的权利,从而放逐了思想。如果我们超越具体的历史环境站在整个20世纪文化发展史的制高点上来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因此,我们应当向解放区文艺界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对独立思想的坚守表示敬意,而对之后他们由于特定战争环境而不得不对独立思想的放逐表示惋惜和理解。但是,我们又必须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那个关系到民族危亡的时刻,“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救亡图存的民族信念支撑着他们,他们对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放逐为的是抗战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毕竟那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历史的应有之义。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辩——兼论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文化革新路径的选择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毕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文化领域的大门,促使中国人走出以往文化的固定圈子,真正"睁开了眼看世界",从此确定了"会同中西"、再造文化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心态;二是确立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三是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多元化的价值认同意识。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体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基本精神。忧忠意识对一个民族正是它对抗并战胜危机,经过悠久的历史而始终山强不息的原因。尽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乏“悲土不遇”和“忧生之嗟”的个人忧患,们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为支点的忧患意识却始终是贯穿古代知识分子的一条割不断的小命线。从孔子到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范仲淹、陆游、黄遵宪、梁启超……多少积极人世的知识分子都有着“中夜五更叹、常为大国忧”的慨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苦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信念。所以,当我们翻开厚厚的中国文学史,无论视其人品还是义品,总沉浸在浓烈的感时忧国的气息中。这种人品和文品在爱国主义上的纽结,成为中国山古代知识分子的精魂,一直为后世所珍视和发扬。中国现代作家承受厂以前知识分子积淀木已十分丰厚的忧患意识的心理负荷,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添了新的养料。他们的忧患意识,不是个人患得患失的狭隘意识,不是自我哀怜的戚戚之心,而是承担了历史留卜的各种精神重担,承担了人世间的一切苦恼,承担厂时代的各种忧患,表现了以国家、民族、人民之忧为忧的“亦子之心”,人道精神。     

被消费的普罗米修斯——关于20世纪中国启蒙的思想札记

几代最优秀的民族知识分子,前仆后继,上下求索,杀生取义,舍身成仁,都是为了履行“盗火者”神圣的使命。他们相信,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斗争”。然而,回首往事,一个世纪“为真理而斗争”的全部收获,却是如此微茫难求。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命运,与拜伦在诗中所写的普罗米修斯是如此的相似,尽管尚不能断言这个理性之神是否已经死灭,但它在现代百年中国之历尽磨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置身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知识分子研究——许纪霖教授访谈

○许教授 ,为了这次访谈 ,最近拜读了尊著《许纪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 999年出版 )。书的《自序》中说 :“历史 ,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 ,然而 ,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 ,却常常无人书写。……这一情形到 80年代有所改变……于是 ,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我的历史。”阅后感触良多。其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刊开辟的“中青年专家网页” ,也称得上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写历史 ,即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写历史 ,使其在总结以往的过程中 ,更上层楼。我知道您的专业范围较广泛 ,这是否与您的经历有关。●是的。很多学者的学术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 ,但…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论名士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名士 ,一开始就凭藉着担任“道”的义务和精神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数千年历史看 ,名士的本质区别不在于仕与不仕 ,而是要具体察观其气节操守之是否。身仕者当以国家社稷为重 ,廉洁奉公 ,躬身行善 ,泽加于民 ;不仕者亦能独善其身 ,志行高洁 ,穷不失义 ,修身见世。用孟子的话来概括 :“士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这是名士的大节 ,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人格的尊严。因为名士往往具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这种理想主义的本质是针对社会的正义与进步而言。这是名士历来受到人们尊重的主要原因。     

“士志于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

本文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发展作了历史巡视 ,对“士志于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行了寻绎与探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与构建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作出阐解。     

论当代中国理想人格——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层意蕴解析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塑造当代中国理想人格的依据。理想人格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当代中国理想人格是历史上理想人格发展的必然。当代中国理想人格的内容包括与“八荣”相对应的“忠、敬、智、勤、友、信、良、俭”八种美德,这就把文化底蕴和文化创新结合起来,体现了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特征。     

忧患意识与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

<正>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亡国灭种的阴影,落后挨打的处境,使多少知识分子夜不成寐!为救亡图存,改革现状,他们奔走呼号,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是什么精神力量,推动着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振臂而起?是千百年来积淀在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绝非那种带有绝望、厌世的消极情绪或个人患得患失的戚戚之心,也非那种“以我为杞人”(龚自珍语)的杞人忧天式的忧患,而是他们通过反思历史和观照现实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是他们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是他们对祖国民族的命运、民生的疾苦的关切而升腾出的一种责任感。本文是想印证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流动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忧患意识,决定了近代知识分子救亡运动的取向。     

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

徐复观是在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背景下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在他看来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观念上突破了专制政治 ,但无法在思想上建构民意的主体性。中国的“道统” ,徒有个人道德 ,缺乏制度化的组织。在政治之外 ,没有社会的立足之点。因而 ,徐复观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在知识和人格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立足点。这一观点 ,继承了传统主义又批判了传统主义 ,吸收了自由主义又反思了自由主义 ,有其跨世纪的价值     

论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在理论维度，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历史维度，是因为两者经过否定环节之后的彼此相通。这种高度契合性集中体现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全人类彻底解放”相契合，“兼善天下”的责任担当与“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相契合，“家国天下”的统一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相契合。高度契合性拉近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联系，架构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桥梁，建立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纽带，从而推进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中西古文明比较

一、前人对中西两大文明历史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　　 (一 )中国学者的比较早在本世纪初 ,在中国爆发的“新文化运动”高潮中 ,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对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异同作过许多比较 ,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当时主编《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在 1915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时人们所说的“东洋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 ,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指中华文明 ;所说的“西洋民族”和“西洋文明”指的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地中海—欧洲各民族和他们的文明 )一文中 ,认为“东洋民族”和“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     

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

190 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进行了热烈集中的讨论。其中心是主权意识的成熟 ,不仅认识到主权为国家的最高属性 ,而且还认识到主权的内外双重内涵。在主权意识的支配下 ,新式知识分子明确地提出“中国者 ,中国人之中国”的口号 ,标志着民族国家理想的产生。但“中国人”下的民族认同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民族国家的建构方案也朝“排满建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两个方向发展 ,这表明 2 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找到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的有效转换机制和方法。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历史认识

日本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勃然兴起,一部部以“万国史”冠名的教科书和历史书籍鱼贯而出,载述着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知。甲午战争后,日本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政治观念支配了知识分子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他们亟需改写“万国史”,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历史,阐发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与“帝国日本”的崛起相伴而生的,是日本人愈加汹涌澎湃的“世界史”意识。他们将“国家”的历史与“世界史”连接起来,通过解释“世界史”来争夺历史的主导权和文明的话语权。     

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二难处境

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悲剧人物形象系列 ,他们大多是受“五四”新思潮洗礼过的知识分子 ,但都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两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这一现象实质上表现的是“五四”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矛盾和文化冲突 ,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人格中的深厚积淀 ,同时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现实处境密切相关     

陈寅恪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承担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诗文创作和为人处事,均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承担密切相关。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陈寅恪关于“知识分子人格承担”的理论及实践:忧虑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诠释从“常感受痛苦”到“终于消灭”的悲剧性历程,执著于“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