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子女数量农户的生计资本对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甘肃省5县区调查

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和农户生计脆弱背景下,甘肃省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户生计资本的制约和影响。课题组以甘肃省5县区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量化分析了不同子女农户的生计资本、养老意愿以及所面临的养老问题。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甘肃不同子女农户的生计资本差异较大,子女数量与农户生计资本的大小呈倒U型关系,拥有儿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效果十分明显;家庭养老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农户子女数量越多,农户养老风险意识越强,越倾向于家庭养老,而且有儿子农户比无儿子农户更担心家庭养老;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自然资本越大,社会资本越低,农户越倾向于社会养老。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易地搬迁农户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湖南湘西的微观实证

搬迁农户能否融入乡村产业,决定了易地搬迁脱贫的稳定性与长效性,关系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衔接。易地搬迁通过调整农户与资源地理组合,接入市场与信息网络,使农户获得产业可惠及性。产业惠及效应的发挥受到农户异质性和政策因素的耦合影响。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户为调研对象,对农户搬迁后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疏离于乡村产业发展,陷入生计失能风险,相对贫困程度加深;户主技能或技术、信息接受渠道对农户搬迁后的产业参与及产业增收均有正向影响;信贷支持搬迁农户产业经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欠缺;集体经济组织及龙头企业带给搬迁农户的产业惠及效应有限;相比基建环境,定向扶持政策有助于引导农户融入乡村产业链并从中受益。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重视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的生计接续和产业赋能,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精准开展搬迁农户的产业技能培训;加强搬迁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的信贷支持和信息供给;优化政策安排与组织链接,推动搬迁农户深度融入乡村产业链并长效受益。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使用秦巴山片区590户农村家庭2011年和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显著的主要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运用VEP分析方法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表明:秦巴山片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明显,其脆弱性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生计资本多种缺乏型农户,其生计脆弱程度最高。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农户的脆弱率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可以认为,生计资本的多种缺乏,是贫困地区农户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     

养老保险对中国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CHARLS两期数据的PSM-DID方法

利用CHARLS的面板数据,选取PSM-DID模型,研究养老保险是否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对不同区域农户产生怎样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养老保险对不同类型农户所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领取养老保险会使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意愿下降,会增加农户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以及非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意愿;(2)养老保险对不同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类型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在领取养老保险后北方农户比南方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意愿下降更多,对于农业兼业以及非农业型的生计策略,南方农户选择意愿较多于北方农户;然而对于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而言,北方农户选择意愿较高于南方农户。研究结果经过半径匹配、近邻+半径匹配、核匹配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广东农户生计模式及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的调查

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富、中三类农户收入差距,首先来源于其所拥有或支配的生计资本,富裕户拥有或支配的自然资源数量远多于贫困户,且三类农户之间生计资本重要性的顺序不同,对贫困户而言社会资本最为重要。自给性农业及外出打工是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模式中共同的组成部分;其次来源于种植果树与林木的数量及商业化经营活动,富裕户多从事规模化种植或小型加工等商业化经营活动。农户生计活动陷入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黄龙病威胁柑橘主导产业发展等困境,生计的可持续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保持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既需要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也需要寻找、推广环境友好型替代生计模式。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的农户低碳行为的研究综述

从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数据库中检索关于农户可持续生计和低碳行为的研究文献。整理分析文献,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热点：（1）探究农户低碳行为的影响因素;（2）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关系研究;（3）生计资本和农户低碳行为的研究;（4）生计策略和农户低碳行为的研究。还可以发现存在的不足：（1）农户低碳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单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综合的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2）缺乏关于农户低碳行为对生计资本或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未来的研究方向需关注农户低碳行为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生计资本等与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不同地区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等主题。     

甘肃省秦巴山区农民生计模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甘肃省秦巴山区农户的生计模式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实现生计模式多样化。本文以甘肃省秦巴山区的文县、康县和西和县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剖析农户生计模式选择中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秦巴山区农户传统生计模式的自然环境基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耕地面积极少，且碎片化现象严重；(2)当前研究区域农户的生计模式选择较为单一，主要有农业单一型和非农型两种；(3)耕地面积和生产工具对农业单一型农户生计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大，但不具有显著性；(4)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干部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是决定农户由农业单一型向非农型转化的关键因子，同时家庭固定资本、获得信贷的机会、现金收入等也对农业单一型向非农型生计模式转化起到促进作用。     

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失地农户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特殊群体,其生计策略选择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为此,构建失地农户“生计资本 适应能力 制度环境 生计策略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利用西安市的调查数据,采用网络分析法(ANP),分析生计资本、适应能力、制度环境对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并构建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支持向量机(SVM)构建其应用模型。研究结果显示:(1)失地农户可选择的生计策略包括以农业种植活动为主、以个体经营为主、以外出打工为主和以获取工资性收入为主4种类型。(2)具有不同资本禀赋的家庭在生计策略选择方面存在差异,通过ANP和SVM构建的模型可为失地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提供指导。     

金融危机背景下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发展意愿的影响分析

使用2009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家庭生计冲击调查"数据,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发展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前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返乡农民工则更倾向于选择留乡;另外,返乡农民工的婚姻状态、初次外出动机及返乡原因也对其发展意愿具有影响;最后就相关结论的理论内涵及背后的公共政策涵义进行了讨论。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安全研究

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当农户获得持续谋生的资产、收入和能力,并维持福利水平接近或达到社会公认的客观保障条件,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传递给下一代时,安全的生计由此获得。生计安全为农村减贫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研究途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困境表现在固有生计遭到破坏、替代生计尚未成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农民短期经济利益冲突,低水平均衡陷阱等方面。由于难以走出贫困农户生计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农户无法实现生计安全。因此应建立农户生计安全评价体系,促进农户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进而实现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我国南方地区农业干旱问题及其缓解的对策建议

干旱对农户生计造成重大影响。从3个方面人手对我国南方干旱问题进行了分析：南方降雨量与作物产量关系;干旱的定义及其影响;农户的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局部干旱和区域性干旱是南方干旱的重要特征;干旱造成农户生产损失,生活消费也受到严重影响,农户更加依赖社区公共资源,农户生产多样化策略和村集体公共资源统一利用是处理干旱的重要手段。提出了6个方面的建议来缓解南方干旱对农业生产和农户生计的影响：培育耐旱品种,减少对水的依赖;加强组织建设,提高村集体应对干旱能力;建设农户储水设施;理解农户处理干旱风险策略,制定科学的农业风险管理政策;建立干旱和洪涝灾害分开的政府管理体制;加强西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摆动型生计：生计能力视域下的生存策略选择——以重庆市M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生计能力显著地作用于搬迁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作为集主动性与反抗性于一体的分析范式,生计能力源于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关于适应能力的探讨,是内生能力与外在资源赋予能力的结合体,是由能力与过程组合而成的能力结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生计能力成为影响搬迁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机制。搬迁户虽面临无土安置与行动能力低下的生存挑战,但易地扶贫搬迁提升了他们的自主选择能力。在选择与调适的过程中,受限于生计能力,搬迁户选择钟摆式流动的生存策略。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以生产性要素的“复制”与“转化”应对生计困境,较好适应了新环境,形成一种摆动型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