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同源词看上古汉语四声别义

四声别义是同源词的一类，它跟写成不同汉字的声调有别的同源词在语源上同质。如果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之间存在着写成不同汉字的意义相关而不相同的同源词，那么一定能证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四声别义。通过对上古反映声调的材料的考察，这类跟四声别义同质的同源词在“平：上”“平：去”“上：去”“去：入”之间都存在着通转关系，所以上古汉语一定存在着四声别义现象。清儒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既承认上古汉语存在着这种类型的同源词，又反对上古汉语有四声别义，这两种主张是矛盾的。     

“四声别义”现象及其起源发微

汉语的每一个音节(一般来说,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汉字.)都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的.声调是某种语言中能区别意义的反映语音高低变化的语音单位.汉语语音学中的“四声”即就汉语的声调而言.“四声”是个历史范畴.在传统的音韵学中,一般说,“四声”指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现代语音学中,“四声”是指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汉语中,存在着利用声调的不同来区分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的现象.比如:物体自有精粗美     

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新探

汉语“四声”中国本有,非自印度输入。在南朝沈约等人发现“四声”之前,汉语早已形成了自己成熟的语音系统。周颗、王融、沈约等人从这个语音系统中发现并总结出“四声”、“八病”,从而产生了永明体诗歌。魏晋南朝时期,佛经传入中土时梵音并没有随之大规模传入。即使有一部分传入,因为梵汉两种语言的语音适应对方极为困难,故只有极少部分人掌握;亦因为掌握的困难而难以产生重大影响,如导致汉语“四声”产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佛经转读与永明体的产生二者之间是平行关系,佛经转读对永明体的产生影响甚微。     

试论古汉语平仄对立的本质

古汉语平仄产生的前提,是汉语声调之四声体系的发现。要讨论古汉语中的平仄现象,必须了解四声原始嬗变。在我国古代,最早提出汉语声调之四声体系的,是梁代的沈约。《南史·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南史·陆厥传》云:“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可见,沈约、周颙等人不仅仅提出了四声之说,且将其有意     

汉语"四声"之形成与佛经"转读"无关论

关于汉语四声形成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是由于"转读"佛经与古印度声明论之传入所致.通过对六朝时期"转读"材料的专门考察证明,"转读"不仅不是源自天竺之梵音,反而是僧人入晋后"适时"的结果,加之"转读唱导"在佛界中地位低下,因此"转读"既没有、也不能对汉语四声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四声通解》俗音、今俗音的性质

《四声通解》是十六世纪初期朝鲜著名语言学家崔世珍根据申叔舟《四声通考》改编的一部用正音文字转写汉语语音的韵书。它以《洪武正韵》反切音系为框架,运用“就同注异”的方法,著录了《洪武正韵》反切音系、《蒙古韵略》音系、俗音音系、今俗音音系等多种语音材料,是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史的珍贵资料。《四声通解》里,所谓“俗音”,就是《四声通考》所著录的俗音,所谓“今俗音”,则是崔世珍自己著录的俗音;申叔舟和崔世珍都说,他们所著录的俗音,是当时     

形声字声符表音功能侧议——《入声论》之二

自沈约等提出了中古汉语的四声之后,不少音韵学家和文学家都广泛地应用这个结论,以为颠扑不破。音韵研究家更以中古四声——平、上、去、入为立足点,去探测上古汉语的声凋状况。无可置疑,研究工作本身价值是高远的。不过,从中古四声为基点是否坚实,即是说,“平、上、去、入”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却相当值得注意。 笔者以为“入声”不是一个调类,而只是一种韵类。     

试谈古入声的本质

以“平、上、去、入”为“四声”是从齐梁之际开始的。《梁书·沈约传》说:“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辞海》(七七年版)“四声”曰:“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的总称。汉语字音的分别声调,古已有之。但六朝以前,还没有四声的名称。齐梁时,沈约、周颙等人才以平上去入四字作为各类的调名,总称四声,沿用至今。”     

史书平声示崇说

史书平声示崇说何惠娟汉语四声之名，起自六朝时期，但声调之分，当是自古有之。古代的长言、短言，就说明当时汉语读音声调的区别。考察周秦时期的诗歌，其用韵规律已是“平必韵平，入必韵入”，那时的声调，已有约定俗成的读法。一般来说，汉代以后，汉语四声已具备，到...     

英汉"马"字成语比较

英语与汉语同属发达语言,含“马”字的成语在两种语言中都很多。因中、英“马”文化的相似性,相当大一部分英语“马”字成语在汉语中能找到可基本或部分对应或相当的成语,但也有一部分由于两国文化的差异既不对应也不相当。     

"镜子说"与列宁"反映论"文论

"镜子说"从古希腊"摹仿说"衍生出来,经马克思恩格斯赞赏,被列宁所接受.列宁借用"镜子"概念,从辩证唯物主义维度,改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反映论"文论.     

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高等院校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 ,首先必须基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效性的高度认知 ;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三个中心环节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教材建设 ,处理好“一门主讲 ,多门渗透”的关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育人环境 ,改革教学方法 ,搞好“三个结合”。     

六朝书论中的“骨”论

"骨"是六朝书论的核心范畴,多指对书法笔力的要求.六朝书论中"骨"论的美学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书法艺术美的根本在于力美.六朝书论中"骨"论的兴盛,缘于汉末魏晋人物品评的风习,也缘于六朝文艺批评的需要.     

胡适“思想”论

胡适承继杜威实用主义,重视“行”,更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知”即“思想”的价值层面。其“思想”论。说白了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有杜威的影响,更有胡适自己的创新,“思想”论的意旨也是很明显的：为再造文明之故,“思想力”的训练在胡适看来是再重要不过的事了。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理论之后"的理论——读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

在西方理论界,反理论之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伊格尔顿的近作《理论之后》是对这种反理论的一个回应,其目的不是宣判理论的死亡,而是通过对文化理论的深刻反思探询当前文化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并试图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为文化理论寻找出路。他认为文化理论必须重新进入现实,必须对人类的道德、价值、真理等重大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要对当代资本主义超出伦理限制的盲目发展和过度消费主义进行批判。《理论之后》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当代的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应该充分关注中国的现实,尤其要关注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处于边缘地位、社会底层和少数民族族群人们的文化生活、价值转变、情感需求和文化尊严,为边缘和弱势群体及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合法性和话语权。     

从庄子的两行说到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主要是指人从道的角度观物,超越百家物论的是非之辩,以是非两可的态度因任自然。王夫之在中晚年日渐从人生观等层面上接受了庄子的两行说,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诗学理论与批评中。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以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双行为核心,兼及诗的意句双收和哀乐双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     

列宁"反映论"与古希腊"摹仿说"

列宁“反映论”将意识看作一种辩证运动：它不仅反映物质世界,而且还能改变它。这种观点不是“无根”的,而是从恩格斯起步,逐渐向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靠拢、再向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和赫拉克利特“摹份说”延伸的——对此,理论界似很少有人提及。     

郭沫若的"内在韵律论"简评

诗的“内在韵律论”是救治早先“自然音节论”的偏颇的药方。康白情最先说到这个理论的意思。郭沫若则明确提出这个理论,认为内在韵律就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它与诗的外在韵律相对。郭沫若的“内在韵律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自由诗形式存在的理论根据。但郭沫若的“内在韵律论”存在着局限,“内在韵律论”留下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