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灾荒与荒政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害过后往往引发饥荒,给地方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救荒因而成为当时国家和徐州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灾荒发生后,明清国家和徐州地方政府采取蠲免和赈济等众多荒政措施积极应对灾荒,在减少灾荒造成的损失和维系地方民生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其中的方法和手段值得我们借鉴。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政府应对能力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是在一定范围内突然发生的具有强烈冲击力和巨大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往往需要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加以处理。目前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活动过程中,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对媒体的监管;建立健全突发性事件预警管理机制;提高政府公关能力建设,最终达到在突发性事件中从容应对。     

环境群体事件:根源、遏制与杜绝简

近年来,环境群体事件的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利益均衡与环境意识角度分析了环境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得到的结论是由于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觉醒打破了地方政府与部分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利益均衡,从而导致了环境群体事件的频发。在应对措施上,短期情况下应建立地方政府的环境业绩评价体系并加大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督,而在长期情况下应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彻底遏制环境群体事件的发生。     

清代亳州赈灾研究——以光绪《亳州志》为考察中心

清代亳州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亳州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救灾。亳州当地绅民商人及在亳经商的地商户亦慷慨解囊,通过捐物捐钱、降价出售粮米等方式积极参与救助。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两者的结合在救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中的一些举措对现代社会抗灾救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古时期民间救灾综论

在我国中古时期,除了政府救灾措施之外,民间的救灾活动也开始日趋频繁,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在地方宗族大姓、宗教团体、市场都参与了救灾,并起到了救济灾民,稳定地方社会,弥补政府救灾能力的不足,缓解政府救灾压力的积极作用,为中国古代救灾方式社会化、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活动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并采取措施进行倡导与鼓励。但中古时期的民间救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九一八前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对日方针——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例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发生的两起严重的国际事件,在由两事件引起的中日交涉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对日本采取隐忍退让、力避冲突的方针。张学良之所以采取如此方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国内内争未消的局面及其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张学良本人对日本和当时的国际格局的错误判断造成。这一方针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力避冲突"最终也发展成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不抵抗主义"。     

地方政府形象:影响因素与塑造途径——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暴露了地方政府在运作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塑造良好的地方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对于公众的魅力指数,可以缓和甚至是化解政府与公众间的摩擦,有效避免事件的发生和遏制事态恶性发展。这成为地方政府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压力与困境之下,为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

发生在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国统区河南省的60余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交通断绝,中央获得灾情较晚,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与救灾不力等诸多因素,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救灾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各项措施,但成效有限,河南旱灾持续扩大并形成灾荒,迫使大批灾民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约200余万人。既往对河南旱灾事件的研究因史料限制并不充分,关于灾荒真实状况、国民政府救灾行动、灾民死亡人数以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可以再探讨的重要价值。     

范仲淹如何拉动内需

范仲淹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宋神宗时,有一年,他在杭州做官,主管江苏、浙江一带的地方行政。江浙一带正发生大饥荒,饥民成群,到处逃荒,不少人都饿死在路上。面对严重的灾情,范仲淹万分焦急,打开官仓,发放救济粮,又动员富裕人家卖余粮,捐善款……     

公众舆论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冲击与挑战——以片马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报刊媒介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大规模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为应对边疆危机事件的舆论影响,清政府逐步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涉及内政、外交和军事的相关内容进行管控。但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的信息治理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以1910年英兵侵占片马为例,消息传出后,《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分别从时空维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应对、民众的参与等方面,对事件进行全面分析和追踪报道,构成了"片马事件"的叙事要素,扩大了片马事件的社会影响。为消解舆论压力,清政府采取了诸如严控信息源、禁止报刊登载片马交涉信息以及取缔民众抵制英货活动等防堵措施。然而,注重"防堵"忽略"疏导",使最终的效果适得其反。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1 93 6年 2月至 1 93 7年 7月 ,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汪精卫据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 ,后持反对态度 ;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 ;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 ,更不赞同国共合作 ;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总的来看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既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面 ,又有适应时局发展稍做调整的一面 ,但他的这一调整并不彻底 ,以至于最终滑向民族投降主义的深渊     

天京事变日期考

18 5 6年 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 ,东王杨秀清被杀 ,受牵连被杀达二万余人 ,史称“天京事变”。文章通过对清方资料、清人笔记、诸王自述、外国人报道研究分析 ,相互引证 ,提出了“天京事变”不发生在 9月 2日凌晨 ,而是在 9月 4日或 9月 5日 ,这对正确评价洪秀全、杨秀清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革命评论》为例透视日本的侵华政策

《革命评论》于济南事件发生四天后创刊,济案成为其关注的一个重要事件,通过对济案事件的深入观察,透彻地剖析了日本的侵华政策与其本质。日本制造济南事件的直接或显见的目的是阻止和破坏国民政府的北伐,即阻止中国的统一;其险恶用意是要让中国保持在分裂的状态之下,以维护其在山东及整个北方的权利和利益;济南事件反应了日本"大陆政策"的一部分,也影射了日本帝国主义深厚的封建性、军事性以及野蛮的侵略性。     

对西安事变后"二二事件"影响的再认识

"二二事件"的影响具有多重性.它削弱了"三位一体"的力量,特别是东北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该事件是一个应该否定的事件.但是,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它却在客观上加速了西安事变善后和平解决的进程.不过这种解决是在削弱抗战力量的情况下实现的,故对该事件所起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     

富田事变研究述评

富田事变是发生在中国革命时期一次震惊党内外的重大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学术界对于富田事变的研究包括发生经过、原因、性质、影响、教训、平反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对其进行述评,以期掌握学术界研究全貌,推动其往深入研究发展。     

1942年河南大旱荒与政府应对

1942年,河南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为了应对灾害,国民政府采取了赈谷、赈款、施粥、平粜、移民、工赈、除害与祛疫等多种措施。但是由于政府的腐败、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国民政府的救荒存在很多不足。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没有国民政府的救灾措施,灾害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了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李敏修与汲县救荒公所

1920年,豫北大旱,汲县及其周围数县逃荒的人很多,而当局没有人出面组织抗灾。李敏修等人当即发起成立汲县救荒公所,并设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机构以领导抗灾。汲县救荒公所在查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救灾,设立“凿井”社和“振民”社等。这样,汲县不同层次的灾民施以不同程度的救济。     

庙街事件中的中日交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日美两国派兵最多。战后各国却未立即撤军,俄国则陷入内战,情势混乱。1920年3月至5月,居住在阿姆河出海口庙街的数百名日军及其侨民,与俄国红军发生冲突,演成"庙街事件"。中国四艘军舰因故滞留庙街,适逢日俄冲突。1920年5月,日本援军收复庙街后,指责中国军人曾助俄攻日,遂扣留中国军舰人员,坚持双方派员调查。中国外交、海军两部被迫派员与日人交涉。几经交涉,最终中国在同意道歉、赔款、惩处有关人员等日方要求后,终于撤回军舰、官兵和侨民。     

中日“春晓油田”事件的国际法解读

2005年9月发生的中日"春晓油田"事件中,日本媒体歪曲报道和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言行单方面升级了中日东海资源争议.文章从中日"春晓油田"事件人手,分析此次事件的真相和实质,并以此为基础对中日两国关于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进行国际法分析,以澄清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