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概念演变及地缘内涵的分析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文明的统一与连续的本质特征,是辩证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地缘学角度来讲,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与中国之特殊的地缘要素、地缘结构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地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文章从这些方面作出分析.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邓小平对提出对外开放理论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的思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必然性;从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反思出"不开放不行",使对外开放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通过对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析,做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科学论断;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得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正确判断。同时,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组织和领导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活动中,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东方的奇迹。     

中国现代文明构建简论

世界文明内涵于各民族的文明之中。作为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 ,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在建设现代文明的进程中 ,既要注意到文明的共性 ,又不能忽视文明的个性 ,即体现中国现代文明的民族性特点。建设中国的现代文明 ,必须考虑到我国的传统和国情。历史已经证明 ,照办西方发展模式 ,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模式”对认识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启示

"中国模式"对认识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具有启示性作用。包括: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直接走出一条深刻把握世情与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种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衬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其在遵循人类现代化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又坚守中国本土立场,深刻扎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境况,彰显了深厚的哲学意蕴。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主题,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同时又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展开“中国式”探索,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与方向,同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始终以新的内涵彰显自身的生机活力,在方法论上体现了守正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坚守本土立场的基础上,又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创造巨大民族性价值的同时,又呈现出强大的世界历史效应,充分凸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对“中国梦”的几点理解

"中国梦",这个通俗形象的概括,既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线索,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中国梦"就其价值和内涵而言,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个体与集体的统一,中国与世界的统一。     

关于"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哲学思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与"三个有利于"具有统一的理论基础;统一的实践基础;统一的价值观念.将"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结合起来学习,能深刻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自觉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邓小平跨越式发展思想关系探析

在马克思的视阈中,所谓世界历史,并非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民族历史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世界历史境域下,个别国家的超常规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带有一定的规律性,这就为各个国家谋求独特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邓小平正是立足当代"世情"和中国"国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了跨越式发展构想,为中国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     

从"一边倒"到"新型伙伴关系"--三代领导核心的国际战略思想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世界上公认的国际战略大师,他们善于根据世界格局及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及时把握住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和重组,再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给予中国外交工作有力指导的国际战略思想.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文章主要从发展大国关系角度,探求他们如何制定国际战略,以便能把握新中国国际战略发展的脉络.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韩流”与“汉风”的和谐交流

韩流在中国的热与冷,无不与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韩流文化要冲出亚洲,担当作为世界强势文化的角色,客观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韩流若要发展壮大、持久永续,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应着力打造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应借助和联合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文化力量。中韩之间应通过倡导良好的交流语境、进行良好的互访体验、创造良好的合作机会,建立和谐的文化交流关系,“韩流”与“汉风”携手打造强势的东方文化,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全人生指导"和"全人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和日本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论”均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两种教育思想有相通之处;以人为本,主张学生和谐全面发展,批判教育弊端。但两种教育思想的核心和主旨存在根本差异:小原国芳以宗教为最高价值,调和教育和工业化发展的矛盾,以其理论为指导付诸办学实践;杨贤江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武器,指导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     

对文艺研究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批判性考察

“主客二分”是随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一种思维模式,它在当今我国不仅受到哲学界,同时也受到文艺理论界的质疑。本文一方面肯定了这种质疑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批评由于没有看到它在现代,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因而难免陷于片面。文章对这一理论在哲学分析、鉴别的基础上,从哲学层面与心理学层面统一的观点出发,联系文艺活动实际,作了较为细致、具体的阐释。     

走向世界与确立华文文学创新坐标--兼谈全球化背景中整合建构"华文文学"新格局

文化空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处于一种平等共享的趋势中,这是由全球化的文化辐射性所决定的。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外来文化在交流中相互渗透和影响,文学作品正日益成为由全世界共享的一种文化资源。站在特定的视角阐释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关系,阐明它们既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全新进程,又互动互补相互融合,共同驱使华文文学走向全球化与现代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何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世界文学的交叉轴上找到自己的创新坐标,整合建构全球华文文学新格局迫在眉捷。如是,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因素将更为活跃,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殿堂的时刻当指日可待。     

艰难的抉择与融合——浅论“华夷之辨”观念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

“华夷之辨”的观念对中华民族之融合史曾经产生过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这一负面影响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经过长期的交流与磨合 ,一方面 ,少数民族统治者从观念、政策到具体行动等各方面都尽力淡化华夷之别 ;另一方面 ,汉族人经过艰难痛苦的抉择 ,最终使“华夷之辨”观念的消极影响不断地艰难地被消除 ,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 ,从而使中华民族变得更为团结、强大 ,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运用"科学发展观"建立"人类文明话语创新工程",积极探索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经济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但中国经济是否能可持续增长成为国际关注中国的新热点.西方文明号称有所谓的"民主"、"人权"、"法制",在一些西方人眼里,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竟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对此,简洁、准确、通俗地表述文化的"中国特色",建立"人类文明话语创新"工程,探索、定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对实现中国社会的"永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重新崛起现象研究兼谈“中国威胁论”

中国的重新崛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新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会对亚洲的稳定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成挑战。我们在研究中国重新崛起现象的基础上,回应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的历史记录和当今的表现,均找不到足以支持“中国威胁论”成立的基础。追求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和平,树立“绿色GDP”观念,内建“和谐社会”,外构“和谐世界”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必由之路。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如果把各国间的贸易联系程度作为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基准，战后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持续不断的全球化时期。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要跻身于世界强国，发展对外贸易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一方面应坚定融入世界这一正确选择，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新形势下中国外贸面临的问题，进而制定相应的对策。可以说，这是解决中国外贸发展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