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都亭”考略

(一)要明白秦汉“都亭”的含义,有必要先从这时的“亭”的含义与性质说起。关于秦汉时期的“亭”,今人王毓铨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写了《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亭”,并非《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所说“大率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亭”之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所谓“十里一亭”的“里”,不是指“乡里”组织的里,而是指十里的距离。因此,“亭”不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至于“十亭一乡”的话,则是在把“亭”当作地方行政系统的一级机构的基础上按照十进制推演出来的说法,故同东汉人应劭在其《风俗通》中所说的“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的话矛盾。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系统说的梗概。那么,汉代的“亭”是什么性质的结构呢?王先生根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官仪》说“亭”是“司奸盗”的机构及《晋书·贺循传》说汉代的“亭”有“防禁切密”的职能等,从而认为汉代的“亭”主要是监督劳动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机构。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说。我在阅读秦汉史籍时,往往以王先生之说验之,深感其说不诬。及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后,由于简文中几次提到秦时在城市中设有“亭”,则“亭”显然非十个“乡里”组织之“里”设置一个;且简文中谓“亭”有“亭校长”、“求盗”等     

汉代长安乡里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汉之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里既是汉代基层居民单位,又是基层政权组织。 公元前2O6年,刘邦入关灭秦,西入咸阳,曾“与父老约法三章”,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乃使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史记·高祖本纪》)。所谓“父老”、“吏人”,系乡里民众领袖     

两汉乡官“三老”浅探——中国封建制和村社关系的一个问题

<正> 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中有《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一条,文引汉文帝诏说:“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又引李贤《后汉书》注云:“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也。”虽然“三老”等属乡官并非赵翼的发现,李贤早已说过,顾炎武《日知录·乡亭之职》条也说过此意,但赵翼能重视汉代这一基层组织的属吏,并列为《劄记》的一条,是很有见地的。本文单就“三老”的性质以及相应的一些问题发表些浅见。三老是秦汉时代的乡官,其职责是协助县令、丞、尉推行政令,教化民众。《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享有长。十亭一     

论《秦律》中的“啬夫”一官

《史记》一书,无官制专章。故关于秦的官制,虽在其《本纪》、《列传》、《世家》、《年表》及诸《书》中多少有所反映,但有不少官名及职权范围,多缺而不载,或载而不详。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虽对秦、汉官制有概括性记载,但又详汉而略秦,仍无以知秦时官制的全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莫如“啬夫”一官。故特作此篇,以明秦时“啬夫”一官的梗概。     

“相国”、“丞相”官称考

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的观点出现后,引出了古往今来关于春秋战国“相国”“丞相”官称的许多不同看法:如《汉官仪》说“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通典》说“始皇始置相国”;《历代职官表》说“相国在丞相之上”,等等。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新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一反上述传统说法,认为:“所有记载中的‘相国’二字,都可以作这样     

我国历史上的弹劾制考略

弹劾,指对官吏违法失职行为的检举、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据史书记载,在我国历史上,弹劾制始于秦汉。“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又置御史大夫,为纠察之任。”(《通典·职官一》)御史大夫为御史之长,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宰相,其职责既具有中央政府秘书长的性质,又具有独立于行政长官系统以外的监察长的性质,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可见其地位之高。在御史大夫之下有御史中丞、侍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都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汉书·百官公卿表》)秦朝的地方官制中,还专设监御史,以监视郡守。汉成帝绥和元     

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

一、问题的提出“成都”的出名,是从蜀国开明氏在这里建都引起的。这件事,《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都”。在《华阳国志·蜀志》里更记载得详细一点,它说:“君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传开明尚焉。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徒治成都”。华志说开明尚是开明氏的第九代,而《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却说:“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复称王也”。开明尚到底是开明氏第几代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可     

“寺工”小考

秦始皇陵从葬区出土的大批戈、矛、剑等兵器的一定部位上,刻有秦篆“寺工”字样作标记。 关于“寺工”,史无记述。 据秦墓竹简《工律》:“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秦代县有“工室”之设。《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少府,秦官”,设“考工室”官署,汉承秦制,或其名略异,仍掌百工及官营手工业,制作兵器亦当其职。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据《汉书新证》考工条下引再续封泥考略卷二第12页,有“左工室印”封泥,13页有“右工室丞”封泥。疑考工室在汉分为左右。     

“执金吾”与“中尉”沿革考

《大唐六典》卷二十五“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条云:“《汉书·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魏武执政,复为中尉。晋、宋、齐、梁、陈并不置……”。《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左右执金吾卫”条云:“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师。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魏武秉政,复为中尉。晋初罢……”。《三国会要》卷九《职官》上“执金吾”条云:“魏建国,置中尉,黄初元年,改执金吾。”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川峡”非“川陕”

《江淮论坛》一九八○年第三期李桂海同志《论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在论述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问题时,引证了《宋史》卷三○四《刘师道传》中的一段记载:川陕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庸敛,悉佃客承之。其实,“州陕”应为“川峡”。中华书局校点本《宋史·刘师道传》即为“川峡豪民多旁户”北宋太宗时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于今天的四川,并非今天的四川和陕西两省。宋太宗淳化四年,宋朝全国划分为十六路,川峡地区称为西川路和峡西路。《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载云:川峡四路……南至荆、峡,北控剑栈,西南接蛮夷。可见,“川峡”所指地区是明确的,绝不包括今天的陕西。     

楚令尹浅说

春秋战国间,社会巨变,反映在官制上,便是列国不一,名目纷繁,正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自周衰,官失而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作为南方大国的楚,又带有其特殊性,许多官名不见于其他诸侯国,令尹是最显著的一例。令尹一名的由来,据《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疏:“楚臣令尹为长……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这是一种流行的解释。据《说文》:“令,发号也”;“尹,治也……握事者也”。故令尹的字义     

“南面百城”解

修订本《辞源》一册427页“南面百城”条释义云:“南面指地位的崇高,百城指土地的广大,旧时用来比喻统治者的尊荣富有。《魏书·李谧传》:“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按:此注宽泛,且意有未明.“南面”一词,只可施于天子、王侯公卿、六部大巨,而州官县吏不与焉。“古者坐北朝南为尊位。君侯公卿大臣见僚属,则南面而居,晋谒者即北面而拜之.因以‘南面’借代君侯公卿大臣地位之崇高。皆为上层统治者”。“百”,此处非确数,谓其多也.“百城”意为“土地广     

黄泽与广润陂

《汉书》和《后汉书》中都说到内黄县有一水泊,方数十里,名为黄泽。后世的一些书籍,如《晋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也对黄泽作了数笔记载,指出了它的大体方位。清代的一些学者对黄泽的记述又进了一步。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内黄县条中说:“黄泽在县西北五里,旧时广数里,有堤环之,曰黄泽堤……今湮废。城西北二十里又有孟家潭,志云其水无源……或以为即故黄泽也。”胡渭在《禹贡锥指》中也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

地方行政制度有两方面重要的内容,一是行政区划,二是吏员配备.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工作.正史一般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和《职官志》(或百官志),前者是以行政区划为框架,记载有关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因素,后者则是记录各种职官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行政区划(包括层级、幅员和边界)和吏员配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一般都以一个大致的年代为基础,《职官志》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吏员配备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情况.而具体到西汉一代而言,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连郡县两级吏员数量的原则规定也未载,因此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又因为这些吏员是附着在一定的郡县上的,也就附带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该郡的人口、土地以及财政收支的材料,都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论及,只想就一二号木牍内容挑几个例子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刘备“连营七百里”异说

三国夷陵之战，刘备“连营七百里”说，出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初，帝（曹丕）闻备（刘备）兵东下，与权（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后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据此敷扬，于第八十三回写有：“自亭布列军马，直至川口接连七百里，前后四十营寨。”始作为俑，后人多以此为据。与此稍后的大文人徐文长亦宗其说：“譬如陆逊束炬，先攻一营，遂晓破蜀之法，连营七百里，一日席卷”（《徐文长文集》卷二十《注参同契序》）。本世纪若干专著和大中学校教科书也多同此说，如马植杰…     

“一、二、三”之究

一个人自幼学识数,开始就学“一、二、三”,可是一直学到老,恐怕也难于穷尽这三个字的奥妙。因为,究其实义,是数学;究其虚义,是哲学;究其衍义,则又是训诂学。 就数学而言,古人的解释很简朴。什么是“一”?《史记·律书》解为“数始于一”。看来,太史公不懂得数有正负之分,他如果学过今天的算术课本,就会改写成“正数始于一,负数终于一”了。什么是“二”?《说文解字》解为“从耦一”。段玉裁注:“耦者,二人并耕之称,故凡奇耦字用之。……耦一者,两其一也。”意思是,一加一是二。古人写“二”字,两横必须一般长。上短下长,是古“上”字;上长下短,是古“下”字。什么是“三”?     

农业劳动力从“宽乡”向“狭乡”自发迁移现象分析

我国隋唐时期行均田制,为调节“宽乡”(地广人稀)与“狭乡”(地狭人稠)的人口分布和贫富差别,官府鼓励农户自狭乡迁宽乡,准许狭乡受困者卖掉所分田,到宽乡另给;宽乡则鼓励居民垦荒,减免租徭,招辑流亡,将未分土地借给农民垦种。均田制以及官府有计划地组织农民从狭乡到宽乡的迁移政策,曾在一定时期内支撑了唐朝的强盛与太平。在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农业文明时期,农民从狭乡向宽多迁移有一种自然的倾     

法精事简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 贞观时:“任群材,治百事。其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 初,太宗有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 大唐帝国虽只用了七百三十员内外官,却把事业搞得虎虎有生气。这一经验,值得一议。 李世民的精于用人,得益于前车之鉴,即“之     

唐代渤海长岭府考

《新唐书·渤海传》记载:“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府,……;曰长岭府,领瑕、河二州。”“长岭,营州道也。”贾耽《道里记》(《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引)记载:“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一般公认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