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关中地区聚落形态及其政治经济景观

关中地区是我国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之一。两汉时期关中地区密布城邑及较大聚落,城是民众的普遍居住形态。到东汉末,由于屯田、豪族势力扩张、战乱、胡人内徙等原因,城郭急剧减少,人口或向较大城市集中,或在郊野过起了村落生活。从聚落空间分布看,汉代关中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主从关系,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汉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这种聚落形态直观地反映了两汉社会的政治景观和经济景观的体系构成。     

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

匈奴、东胡、乌桓、鲜卑从来都不是单—、孤立的民族存在,这些族群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往来,在相互交往中,周邻民族间的生活习俗趋向雷同,自然在情理之中.在追溯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问题时,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交融伴随于每一次政治中心的移徙,而多民族文化以习俗的方式保留在慕容鲜卑的传统教育之中.西汉时期匈奴、东胡、乌桓的共生态势出现了慕容鲜卑在习俗上的多源;檀石槐时期鲜卑民族的分裂、迁徙与融合使慕容鲜卑在文化上呈现出来多元的特征;而慕容鲜卑政治中心的移徙中对汉文化的吸纳则是慕容鲜卑传统教育见有汉文化元素的关键.     

简析十六国时代河西成为北中国文化中心的原因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内乱外祸迭至,司马氏被迫南迁,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而在北中国,匈奴、氏、羯、羌、鲜卑等五个少数族贵族和汉族人士乘机纷纷立国,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十六国中有五个凉国政权主要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前后立国称雄。这五个凉国是: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公元301—376年),氏族吕氏建立的后凉(公元386—401年),鲜卑族秃发氏建立的南凉(公元397—414年),汉族李氏建立的西凉(公元400—421年),匈奴族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公元397—439年)。我们把这五个凉国统称为“五凉”,把这个时期简称为五凉时期。     

试论清代两次迁陕移民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清代陕西曾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第一次是康熙二十年到咸丰末年;第二次是在光绪初年到清末年间。通过这两次移民的迁陕过程填补了陕西人口不足的劣势,改变了当地人口的结构;刺激了清代陕西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风俗文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虽然也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总的来讲移民迁陕的积极影响要远远大于消极影响。     

东汉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后汉书·郡国志》东北五郡国人口数字之分析

东汉时期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以永寿三年(157年)为界,在前后两个时期里,各种类型的机械增长占有重要地位;大量汉族人口通过不同形式,基于各种目的进入乌桓、鲜卑邑落中,突破了郡县管理汉族人口的传统模式;在人口数量上,扭转了辽西多于辽东的局面,并且文化素质发生可喜的变化.     

论炎黄阪泉之战的地理位置及相关问题

<正> 黄帝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著名人物,其事迹遍布于整个黄河流域.今山东、河北、北京、山西、陕西等地,均流传着有关黄帝的各种传说.在黄帝的全部活动中比较突出的事件是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即"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涿鹿之战"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这两次战争不仅规模不小,而且在时间上也是连续进行的,在现存古籍中有不少著作在不同程度上记载了这两次战争的情况,其中以《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内容较为详细:     

建康史氏考略

建康史氏是五凉至隋唐时期活跃在河西的一支豪门著姓,他们侨居河西数百年,形成了与河西乃至北方割据政权的特殊关系;建康史氏的郡望河西建康郡地处走廊咽喉地带,历史上曾是各割据集团和少数民族势力争夺的军事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建康郡军事要塞的性质决定了其居民人口的流动性.     

唐代文儒孙逖籍居之地考释

关于唐代文学家孙逖的籍居之地,学术界有两种比较通行的看法:其一,认为孙氏为"潞州涉县人"即今河北涉县人;其二,认为他是"博州武水人"即今山东聊城人.以上两种说法其实只是祖述成说,并不是太准确.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证,唐代名臣颜真卿所指出的,孙逖祖籍博州武水、中迁潞州涉县、最终实际上是以河南巩县(洛阳)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的说法,更加符合孙逖的实际生活状态.     

城市社区犯罪防范体系刍论

一、组建城市社区犯罪防范体系的重要性城市是大量异质性居民聚居的永久性居民点。它具有三个特征,即人口众多;居住密集(以高层群居式建筑为主);居民间存在着异质性,即尽管大家居住在一个社区环境之中,但邻里间明显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同时它又是一个地区人口、财富、交通汇集和中转的地方,是社会政治、经     

论邓小平区域经济协调理论与西部大开发

一、加快东部地区的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由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各个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不平衡。历史上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 ,北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 ,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古时期以后 ,由于大量人口的南迁 ,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北方 ,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 ,而中西部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 ,邓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拨乱反正 ,重新审视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国际形势 ,认真总结历史…     

宪法外的思索:完善我国村级组织机制的大胆构想

<正>我国宪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以其最高的法律效力告知人们一个普通的常识——村不是一级政府,村的组织形式是自治。而笔者却认为,恰恰是这种体制制约了我国村级组织机制的深度发育。基于这种观点,笔者依据我国农村改革的大背景,按照党的十三大基本精神,就完善我国村级组织机制提出一些构想。     

论宋代两浙路的城镇发展形态及其等级体系

两宋时期,两浙路是城镇最为兴盛的区域之一.就州县城市而言,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综合型、经济型、政治型、港口型等多种发展形态;就市镇而言,不仅表现为环城卫星市镇、农村工商业市镇、港口市镇和乡村墟市等不同类型,而且其社会形态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两浙地区较为完整的四级城镇体系.但两浙各地城镇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等级体系也有地区差异.     

新出北魏《薛怀吉墓志》补释探究

2017年,考古工作者抢救性发掘山西万荣西思雅北魏薛怀吉墓,出土完整墓志一方。该志翔实记录墓主的家世背景和仕宦履历,内容可与正史互相补证,对研究中古河东薛氏家族和北方民族、社会史极具参考价值。志主薛怀吉出自降臣薛安都之南祖房,依靠先世的功勋业绩、阀阅等第达到一流高门的层级。其政治归属系代人集团中的上客,备受恩典荣宠,仕进以五品释褐、三品终结,仕途飞黄腾达。且作为皇帝心腹重点培养,内充近侍、外镇方面,显赫一时。志文流露华夏认同取向,与河东薛氏借助祖源记忆荡涤蛮夷色彩的努力如出一辙。阀阅等第、政治归属和文化认同,乃扫描同类墓志三位一体的思考维度,代表内徙戎夷演进大势所趋。     

元明清江南官员学者西北水利思想三题

元明清时期,约有五六十位籍贯在江南地区的官员学者,提出发展西北水利的主张。他们揭示了东南与西北两大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与赋税负担不均问题的实质及其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多种畿辅水利专著的出现,使畿辅水利著述成为区域农田水利史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是,有些江南官员学者主张尽改旱田为水田,并且较少关注畿辅地区如何聚水蓄水。畿辅水利最终成效不大,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因素,也有自然条件的因素,如北方占有大量荒地的势力之家官豪之家及其代表的强烈反对,长期以来北方农民不习惯水田作业,元明清三朝在运河沿线都严禁农业灌溉用水,畿辅五大河及其支流多沙、善淤、善决、善徙,畿辅降水条件与水稻生长季节不符等。而当近代招商海运、东北农业的发展、粮食贸易的活跃,使京师无需依赖东南漕粮,则发展畿辅水利的根本目标就不存在了。     

唐代浙江诗歌创作略说

中国古代,江南的开发是比较晚起的。唐代始建,尚未对南方文化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应该说,唐初的经济、政治、人才的重心仍在北方。但它作为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最终将对不同地区一视同仁,因此不久,南方的诗人也终于得以脱颖而出,放喉高唱,在文化史上留下辉煌的记录。而唐代的南方诗人,其重点落在今四川、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一带,而以江苏为首,浙江次之。     

秦汉史学和秦汉政治

秦汉时期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应深入研究。本文认为,秦皇朝因害怕人们“非今”,焚烧六国史书,而秦刻石大力宣扬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这种以封建政治控制史学的政策对以后历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君臣极其重视总结秦亡教训,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实与重视反思历史的智慧有关。汉武帝独尊儒术,表明儒学与封建统治紧密结合。至宣帝石渠阁会议、章帝白虎观会议,皇帝亲临决定经义异同,更标志封建主义对史学的统制达到强化的阶段。本文还对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流行的原因及对史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市场化转型下的住房不平等——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     

1945-1947年中国城市学生运动区位研究

1945-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分别形成以昆明、北平、南京为中心城市的三个学生斗争的集中区域。三大区域的形成，既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一般规律，也表现出不同区域的各自特点，显示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影响。考察影响战后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区位因素及内在联系，将三次学生运动高潮和三大斗争区域做历史的比较，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如何制定科学的方针和实施有效的斗争策略，具有积极的意义。     

17-18世纪东北边地族群朝贡活动

后金建国前,已开始经略东北边地族群地区。清入关前,主要以朝贡制度统辖边地族群,由于满族(女真)统治者奉行"重威辅恩"的治边思想,要求朝贡成员按时贡纳数量不菲的贡品,若有拖延、反叛,便以武力征讨之,从战争中获得大量人口、牲畜和皮张,以补充兵源和国力,表现出北方民族实行"强力统治"的政治传统。皇太极时期,在东北边地族群朝贡制度运作过程中,出现编户、设佐的新因素。清入关后,沙俄入侵,加速了满族统治者以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统治东北边地的进程。到康雍时期,东北边地族群朝贡制度最后为民族地方建置所取代。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前后中国形象的转变

自19世纪70年代始,来自中国山东、河北以及东北三省的破产农民和无业居民大量移居俄国的东部地区乃至欧俄核心地带,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形成了俄国境内广泛分布、人数庞大、从业各异的华工群体,成为近现代史上跨国界、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从这一群体中产生了最早的俄语翻译家、互市商人和革命家,诞生了第一个华人团体--中国旅俄联合会和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十月革命中,先进华工英勇地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之中.旅俄华工以自己的坚强、勤劳、聪慧和正义赢得了俄国人民的尊敬和苏维埃政权的信任,一举改变了俄国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扭曲的中国形象.这一特殊群体以及生存和活动方式,不仅促进了中俄两大民族的相互认识、两大文化的碰撞交流,而且促进了现代中国形象在俄国(苏联)的形成,即超越了俄国(苏联)人乃至欧洲人传统的历史一文化视野之下的负面中国形象.初步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正面的政治一革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