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小诗具有特殊的文体特征和特别的文体价值——国际小诗暨小诗磨坊作品研讨会综述

新诗是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记录现代生活和抒写现代情感,倡导现代精神和张扬现代意识的现代性文体。现代格律诗、现代小诗和现代长诗是百年新诗史上重要的三种准定型诗体,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出现过三次小诗创作高潮。但是小诗的文体建设成绩并不显著,尤其是在内容上没有实现"平民化",只是由过去的抒写情感的艺术变成了今天的抒发情绪的艺术。在形式上与技法上更没有实现"贵族化",出现一种人人都可以写小诗的局面,导致这种诗体虽然在百年间一直有诗人在运用,艺术质量却不高。今天有必要总结出小诗创作的技法,确定小诗诗体的基本规范,适度"定型"小诗。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论法国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法国现代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 ,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的建设 ,还促进了新诗诗体的散文化和自由化。特别是在新诗草创期 ,散文诗体的引进刺激了偏激的自由诗运动 ,象征派诗歌也在新诗诗体建设期妨碍了新诗诗体的定型 ,纠正了以英国传统诗歌为诗体模式的新格律诗过分重视诗的格律的极端。即法国现代派诗歌加剧了新诗自由化和律化的对抗     

论词与曲作为格律诗的辅助诗体的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汉诗自唐代后经久不衰的主流诗体,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其他汉诗诗体没有的优点,也是因为词和曲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加速了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从唐代开始,汉诗便形成了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宋、元、明、清是齐言体的律诗与长短句的词并驾齐驱的时代,也是格律严谨的格律诗与格律松散的曲并存的时代。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高度严肃性"。     

论格律诗是汉诗定型诗体及唐代的诗体格局

汉诗由不定型到准定型再到定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唐代才建立起定型诗体和格律诗。格律诗确立了汉诗的音乐美形式特征,构成了严格的齐言体,形成了书面文学的建筑美,为汉语诗歌(古代汉诗和现代汉诗)重视听觉效果和视觉效果、将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作为主要的两大外形式特征打下了基础。唐代形成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垄断诗体后,汉诗诗体的齐言体格律形态完全形成,形式的变化日趋缓慢。唐代仍然是一个以格律诗为主导、其他诗体为辅助的多元诗体并存的时代,出现了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高雅诗体与低俗诗体共存的局面。     

新诗发生与百年诗体建设

百年中国新诗诗体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新诗发生之中寻找到深层的答案.新诗的发生,把旧诗推向对立面,造成百年旧体诗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造成百年诗体建设的偏狭;发生期新诗在体式上的特征就是"自由",造成百年自由诗体的强势地位,制约着其他诗体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定型或准定型诗体;新诗发生期对外在格律形式的轻率否定,成为一种定势思维,制约着新诗格律的探索,百年中国走过了一条新诗自由化把律化推向边缘的诗体建构道路.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新诗期待着在下个世纪能完全摆脱草创期的幼稚而走向辉煌     

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体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现代汉诗的探索及其必然性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论中国散文诗问题形态的基本生成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抒情文学文体中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在五四自由诗运动时期受到很多作家和诗人的喜爱,迅速完成了散文诗文体由西方向中国的译介和被中国化的文体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文体成熟进程.20年代初中期是中国散文诗进入自觉状态后的第一个高峰,涌现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作家作品,还形成了比较粗略的艺术流派,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风格.偏重于散文的西方散文诗在中国被严重诗化,更偏重于诗.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

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经典诗歌”的建设。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的历史反思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现代诗歌文体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现代诗歌是否需要“通套”形式？现代诗歌文体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寻？自由诗体与现代格律诗体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需求？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研究现代诗歌文体？对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重新反思。     

唐代叙事诗繁荣探微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实质是乐府诗兴盛的结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量诗人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乐府叙事诗。在中唐由白居易、元稹提倡,一大批优秀诗人积极参与,形成了乐府诗创作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唐代乐府诗作多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为主。唐代诗文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向汉魏风骨学习的复古文学思潮以及歌行体的完善促进了乐府叙事诗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