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阅读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另一种路径

晚清以降,民族国家诉求实际上构筑了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现代性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从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的联姻想象,到上世纪50-70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以及最经典的民族国家叙事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意义设定,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从性别视角介入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应该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不容忽视的路径。     

现代性构建与现代三大文化思潮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虽为三个鼎立的价值系统,但均属“现代”思潮,三者在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转型、要不要接纳现代性的认知上是共同的,在体现现代性的“当下性”、“世界性”、“个体性”与“世俗性”等四个重要向度上不难体会其共性;但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示为“保守的现代性诉求——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温和的现代性诉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激进的现代性诉求——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等三种不同类型;还可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坐标上分析三大思潮现代性诉求的区隔,文化保守主义是以“前现代”的美好凸现“现代”的弊端,激进主义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思路可视为现代性的创新、也可视为“后现代性”。     

中国梦主体是群众个体与人民群体的辩证统一

中国梦的主体是谁？当前存在着中国梦被“个人化”“庸俗化”的倾向。其实,中国梦的主体是群众个体与人民群体的辩证统一。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但归根到底又是人民的梦。中国梦的个体性与人民性是辩证统一的。中国梦的个体性是人民性的前提和基础,人民梦形成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的共性升华;中国梦的人民性体现其显著特质,对中国梦的个体性、特别是对个人梦的选择具有引导和规范意义;中国梦的个体性和人民性是相互作用的,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二者的良性相动。     

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citizen、citizenship汉译为中心的论述

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目标.通过创造性地将西方citizen和citizenship概念译成“国民”,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想象了不同的国家建构路径和民族国家图景.清季部分知识分子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的国民性和催生了现代公民意识,但其真正的目标在于建立强大的现代主权国家,国权高于民权.在反思清季国家建构方略 的基础上,民初部分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企图从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更加彻底地催生个体的“个人主义”思想,建立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清季民初“国民”概念的移译表明了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翻译现代性”现象,即重要术语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它参与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思想和政治发展前景的重构.     

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文化价值观

现代性构建体现为一系列新的实践与制度形式,因此,社会的文化领域是无法缺位的。民族价值观反映了民族文化群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生存理念,现代性力量下任何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为市场经济附庸;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从民族生计中心走向边缘。在文化互动中,民族文化的价值指向不是消解他文化的主体性,而是要建构本文化的主体性。     

论尧斯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尧斯接受美学理论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是指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创造的预期结构,它意味着接受者从自己现有的条件出发对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理解范围。文章分析了“期待视野”的内涵,认为“期待视野”是不断变化的,“期待视野”与新作品是相互作用的,人们的“期待视野”与新作品之间存在着一个审美距离。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无疑是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指的是把西方现代社会历史以“现代性”为中心概念加以主题化的反思批判。所谓哲学探究,对现代性而言,即是“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问题,为现代性确立既不同于古典也不同于神学的规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规范根基的建设性重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陈奂生“阿Q精神”新解

“拾便宜”的心理，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人群的心理，它存在于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心理之中，具有社会群体性乃至人类群体性的特点。在这种意义上说．它具有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上的意义。从社会群体而言，它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群体性的特点。从人类群体而言，它又具民族性，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一个民族文化的优劣，常常会导致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的优劣，造成民族劣根性，因此，这一心理是民族劣根性之一种。从人类的欲望而言，这一心理又是人的欲望之一种，它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始终，因而带有极强的“原罪”色彩。单就…     

犹太教和希伯来文化心态的形成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犹太民族形成的历史,事实上也是希伯来文化积淀、整合,最后组成希伯来主体文化的历史。在世界各民族形成的历史中,犹太民族似乎是研究民族主体文化积淀过程的最好素材之一,这也是笔者挑选犹太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或者文化心理,实际上是这个民族主体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经常起着重大主导作用的因素。那末犹太民族的文化心态的集中表现形式是什么?它是如何积淀、整合而成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课题。然而,要研究这一课题,我们就必须首先从希伯来文化得以规范积淀的犹太教着手,而犹太教的主要内容事实上也是希伯来主体文化构成的核心。     

试论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及其对主体的意义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实际上就是向内观看,从而使迷失的自我重新回归到主体心灵之中。“承认自己无知”和“节制”则是这一认知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认识你自己”同时也是一个解蔽的过程,除祛外相的遮蔽,揭示灵魂的本真状态,从而达到生活与生命的和谐。苏格拉底对于传统精神法则的变革为西方传统哲学把主体自身提升到研究的首位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实际上,对于我们现代主体缺失的时代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民族主义：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阐释

在现代性扩展的过程中,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构成了一对矛盾。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人类社会的组成模式,而民族主义则是民族国家内部对全球化的反映,体现出在经历这一变动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中,一些群体可能表达的权力与利益诉求。     

延安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

延安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革命与救亡的制约下超越了文学本身的范畴,上升到更为广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层面;文学的发展方向不仅是承继"五四"文学所开拓的现代性发展路径,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无论是文学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大众化的文学实践,还是文化符号由"鲁迅方向"向"赵树理方向"的转换,以及新的文学规范的设定,都在不断探索本民族文学现代性和民族性并重建构的新的可能性。从延安文学的实践及发展来看,一方面,它的现代性追求尽可能地向本民族的文化靠拢,突出中国经验的表达;另一方面,它所建构的民族性又充分体现着现代性追求的实践特征。延安文学所追求的现代性是包含着民族性的现代性,所确立的民族性是内涵着现代性的民族性,民族性塑造着现代性,现代性目标又深化着民族性的诉求,二者之间是一种双向沟通和对接的过程,由此构成了延安文学的双重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并重。现代性与民族性作为延安文学的两翼,形成了延安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并为建国后当代文学的发展创设了新的文学规范和发展方向。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阐释

在现代性扩展的过程中,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构成了一对矛盾.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组成模式,而民族主义则是民族国家内部对全球化的反映,体现出在经历这一变动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中,一些群体可能表达的权力与利益诉求.     

论施莱尔马赫的美学

作为“西方19世纪精神教父”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不仅把神学推向了现代,使之具有了“现代性”,而且他的美学也是作为解决现代性的精神困境而提出来的,作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美学表达,他把美学定向为在“伦理学中探寻艺术活动的规律”,也即在人类文化的自由创造领域领悟艺术活动的地位,首次确立了美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艺术的自由创造并非只是为了创造“同一性”,而是表现为民族的差异性;艺术品表达的是事物的“内在形象”,艺术的真实性也需从“内在形象”上去把握,艺术家的灵感和沉思是“睁着眼的梦境”,这些都堪称西方美学上的新创见。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制度性承诺探微

制度性承诺是指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结构、社会运作方式、制度体制、法律规章等方式向社会公众作出的客观正式承诺。制度性承诺给社会成员提供行为的明确可预期性,并从总体上规定社会基本秩序状态。制度性承诺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社会本身的特殊存在方式与交往方式决定了人们对非当面-当场承诺的信任,这种对抽象体系的信任,实质上是对抽象体系所代表的现代性制度及其承诺的信任。制度性承诺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它不否定个体性承诺,相反需要个体间承诺及其信任的补充。正是制度性承诺及其可信任性与个体性承诺及其可信任性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现实信任关系。制度性承诺本身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其作出承诺主体的非个体性,而在于作出承诺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在于这种承诺本身摆脱了个体的随意性与偶然性,具有内在的尊严与权威,从而成为社会成员行为可预期的凭借。这既是制度性承诺的内在规定性,亦是现代性社会的内在规定性。     

琐议方言的民俗蕴涵

语言这个东西本来是作为人们相互交际的工具而出现的,但是,它在事实上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交际工具”作用的范围,而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载体。正如帕默尔说的“语言实际上是民族群体感知、理解世界的一种样式”,它“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语言和民俗的关系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语言和民俗,都是在人类社会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产物,是人类文化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有传承性,     

尼采主体性文论的现代性阐释

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阐释尼采的主体性批判理论,通过分析“上帝之死”、召唤“超人”以及张扬“酒神精神”等重要理论命题,可以看出尼采主体观的现代性诉求,是通过一种张力模式来呈现的。他既猛烈地抨击和摧毁资产阶级主体赖以存在的道德、科学和形而上学信念,又维系了个人主义社会传统的生命血脉。尼采的主体观展示了“反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这一悖论式的理路,其中蕴涵了将主体性批判和现代性批判相结合的萌芽。     

钟表秩序、文明转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现代性的本质人表现为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客体、人为世界立法的理性化的进程,这种现代性理性秩序的确立是通过时空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完成的,将“劳动时间”作为度量人生命的标准和尺度是现代化历史对人类最大的改变之一。钟表时间的采用成为这种改变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一种去主观化、人性化、立足于客观的现代性的理性秩序的确立。现代时空观念的客观化、脱域化与功利化与人的生命体验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深刻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文学作为时代心灵的敏感触角,极为全面、深入地记录了这种文明转型的阵痛与激荡,其中既表现为追求合理性化的正面现代性诉求,也表现为对抗这种以钟表秩序为标志的理性化扩张的反现代性诉求,这在苏曼殊的创作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从这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中,我们才能把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和整体性。     

“整体现代性”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逻辑

人类现代性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因此,需要树立“整体现代性”理念,为人类现代性提供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从“整体现代性”看,中国现代性是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张力系统中成长的,由此导致中国现代性具有独特的民族根基、科学的理论根据和务实的发展诉求。基于“整体现代性”深刻把握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