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徽商与扬州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明清时期,扬州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商业贸易条件和两淮盐政中心的地位,吸引徽商前来经营,徽商在以扬州为依托,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也为扬州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近代扬州地理区位优势的失去、"票盐制"改革、西方经济入侵等因素影响,扬州逐渐衰落下去,徽商也随之衰落。扬州和徽商两者呈"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对具体史料进行分析,来探究徽商与扬州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饼三绳

退路,是"破釜沉舟"惟一的缺口。徽州商人长袖善舞,众所周知。在商务繁盛的地方,典当业理所当然的发达,据说连朝奉先生亦自成格局。与"绍兴师爷"一样,"徽州朝奉"闻名于世。从前人们把商人也拨归戏称。有句话:"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明清徽商研究的深化与细化——读《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

<正>20世纪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使得徽学成为史学研究的显学,并在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张长虹先生《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一书则在以往的徽学研究领域之外,开拓了新的研究课题——徽商的艺术赞助。该书首次采用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了明末清初徽商的艺术赞助活动、艺术品收藏活动等重要问题;充分肯定了徽商在艺术赞助领域的独特历史贡献,在史学界较早完整而鲜明地指出“明末清初徽商在艺术品领域的投资,是徽商经     

试论徽商的商业伦理及其现代启示

明清时期,徽商贾而好儒,深受儒家传统诚信观、义利观的影响。在商业活动中,他们身体力行,充分体现了儒家诚、信、仁、义的道德规范。今天,对徽商的商业伦理精神进行扬弃,赋予其时代内涵,对于塑造大批优秀现代商人,必将产生积极影响,发挥积极作用。     

歙砚,集徽文化之大成者

正歙县是古徽州所在地,是中国徽文化的精髓所在地。中国文房四宝有"徽墨、湖笔、宣纸、歙砚"之说,歙砚一直被视为文房四宝的嫡系正宗;徽州最著名的手工艺是"徽派三雕",而歙砚便是其中石雕的代表。"一生痴绝处,无梦到歙州",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徽州是一个难以割舍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保存最为完好的徽派文化,更有"文人之宝"的歙砚。一方小小的砚台,走南闯北的徽商把乡情寄托其中,灰瓦白墙的     

徽墨余韵

正很多人到黄山,都是冲着山色;而有些人执着要去拜访的,则是徽墨的故乡——黄山市下属的徽州区。以前,徽商兴盛时,徽州是整个皖南,甚至安徽的代名词。如今徽派文化难以望黄山相背,于是二者的主从关系便自然而然易位。清代歙县的制墨大家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并称徽州"四大墨王",特别是曹素功,把徽墨推广到上海、苏州一带,为徽墨带来巨大荣誉,因而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称。后来,曹素功墨庄从徽州先迁往苏州,后至上海,传承了几十代后成     

徽州民间信仰研究的一部新作——读《明清以来徽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研究》

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的大规模发现与徽学研究的逐步兴起,无疑是对这句话的绝佳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举凡徽州商人、宗族、理学、土地关系、佃仆制度、教育诸问题,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与研究理论的不断创新,徽州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对于明清时期徽州民间信仰及相     

以古鉴今:论当下商人社会责任观的重建——以宋代商人的社会责任观为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商人社会责任缺失的时期,重塑商人形象,重建商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势在必行。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商业繁荣,商人阶层扩大。宋代也是中国古代商人社会责任观增强、完善的时期,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宋代商人秉持以"诚信为本"、"经世救民"、"忠心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等社会责任观。认真分析宋代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对当下商人社会责任观的重建具有借鉴意义。     

论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与日本民族的关系

两宋时期,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外航路的发达,中日两国人民交通往来频繁,不少商人、工匠、僧侣、以及知识分子东渡日本,他们大多聚居在一起,经商谋生,从事各种活动。当年,在九州的福冈(博多),自八世纪起在那里便设置大宰府,处理一切对外事务,博多已经成为日本外事活动和外贸的中心。日本的遣唐使、学问僧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而从中国来的使节和商人也是首先在这里受到入境接待。到了宋代,福冈(博多)一直仍是日本与宋贸易的中心地,特别是进入十二世纪,日本力主与宋贸易的平氏掌政以后,以九州为中心,商人、庄园领主所进行的民间贸易更乘幕     

朱开宇著《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6

本书的作者朱开宇,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本书即为作者根据其硕士论文修改而成。本文尝试以长时段的视野,观察宋明间徽州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探讨不同时间、不同历史情境下造成近世徽州宗族制度开展与强化的原因,以及该地区宗族制度强固闻名的症结,并藉此作为了解中国近世社会宗族发展的一个参考指标。以下便就书中各章一一加以介绍。     

明清徽州商人之成功--明清徽商经营之道与商业道德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遂形成了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与晋商最为出名.明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1]徽商以经营茶木盐典四大行业为主,并从事长途贩运业,积累了大量财富,扩大经营资本,部分地返回家乡买田筑屋修桥铺路,建祠堂办学校,办慈善事业,颇获人望.为什么徽商能称雄商坛?除了自身素质较高,具有儒商风采之外,其经营颇具特色,有良好商业道德,这对徽商在商坛竞争中独占鳌首是很有关系的.     

从习惯法视角看明清徽州乡土社会自治——兼论对当前村民、社区自治和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明清徽州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在以国家法为主要调整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形成了以民间习惯法为主要补充规范的乡土社会自治模式,为明清徽州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和徽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清徽州民间习惯法文化和当时国家法在功能上的互补和冲突,对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和新农村建设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论唐代扬州为鉴真东渡提供的社会基础

唐代扬州为全国第一大都市,著名国际通商口岸,全国和东南亚物资集散地。经济繁荣,物产丰盛;商贾云集,百货丰足;水运发达,造船业兴盛;手工业发达,工匠如云;佛教兴盛,高僧辈出;文人荟萃,文化昌盛,为鉴真东渡和文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社会基础。     

商业社会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

商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冲突在西欧商业社会发展的早期,艺术家和高雅文化的拥护者们就已宣称:他们认为的商人价值和美学精英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艺术家和知识阶层提出了战争措辞并抢先占领了表达阵地;而商人和行政人员则以毫不介意的冷淡而不是对艺术家的残酷迫害来介入这场战争。尽管艺术家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抨击商业体制的许多明显的特征(物质商品的积累,强调金钱是个人及其工作的尺度,工厂纪律刻板的效果,极力强调成就实现的狭路),但以下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基本的争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价值的抽象结     

略论东方贸易对莫卧儿时代印度经济、社会的影响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随着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的东来,东西方之间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次撞击。由于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环境各异,这次撞击在东方国家引起的反响是大不相同的:具备专制制度雏形的日本关上了大门,集权的天国满清王朝以武力为后盾将夷狄之邦的蕃船洋货限制在沿海的少数几个地点。与日本和中国相反,当时的印度既没有闭关锁国也不是指定地点进行对外贸易。西方主要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役前同印度进行了长达100多年的自由贸易,成为莫卧儿时代经济、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延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     

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

本文通过对唐宋之际陶雅徽州重税原因进行考辨后认为 ,徽州重税并非是因为当时的刺史陶雅欲取宠节度使杨行密 ,或是迫于军事需要的加征所导致的 ,而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徽州重税真正沉重不在正税 ,而在杂税上。     

试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

本文考察了开元天宝之后长安商人与禁军的诸种关系。认为:开元天宝以后,募兵制的兴起,行贿之风的盛行,为商人进入禁军提供了可乘之机;禁军所独有的优越地位,以及商人出于提高其自身社会地位,逃避赋税等方面的考虑,也是商人混迹禁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大量商人混迹禁军,从而导致了诸多不良影响,削弱了禁军的战斗力。     

苏轼任扬州知州的日常世事与审美超越

扬州虽未列入苏轼"平生功业"的三州之中,但对其一生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苏轼多次到达和经过扬州,据考证多达11次,可见扬州与他有密切的因缘;二是苏轼曾任扬州知州半年有余,从日常政事和人际交往之中均可见其卓尔不群的人格品位;三是苏轼在扬州留下了诸多逸事趣闻和传世经典,并开始追和陶诗,这既是他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超越的结果,也是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之一。对"文章太守"的价值认同和精神传统的继承发扬,是贯穿苏轼任扬州知州的日常世事和审美超越的一条主线。扬州经历堪称苏轼"平生功业"中重要而不可忽视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