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与法则: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德性思想比较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性思想均受到传统理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康德则把德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其中并不排除情感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即对中间性的命中;康德则认为,德性须敬重法则,即出于法则并合乎法则。从中道到法则的过程表现出两者在德性观上的差异:两种德性标准分别为相对与绝对,即中道的相对性与法则的绝对性;两种德性的表现形式分别为复数与单数,即亚里士多德的复数德性与康德基于复数德性基础上的唯一法则形式。     

作为“道德基础”的理性如何规范道德——康德“实践理性”德性论解析与重构

"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选择,要靠理性把握和决定。然而,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变易,"理性"的光芒逐渐虚渺。而到康德,"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特征,成为康德整个德性论的根基。而对康德的德性观的某种回归为探寻理性何以重新规范道德提供了启示,也进一步重现了康德道德哲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德性伦理学在近现代的边缘化有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德性形成的行为的道德性未加界定,德性规定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以及德性伦理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境况的变迁,是造成这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将其创建成现代德性伦理学,就必须吸收规范伦理学的优点来克服德性伦理学本身的缺陷,达到二者的融合.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福统一及其现代启示

对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将德福完全统一起来,认为幸福至善,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康德认为德性的目的在于配享幸福,至善在于德福统一。两种德福统一存有较大区别,在统一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从始至终将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达到德福统一,康德则是先将德性与幸福分离开来,然后引入三大公设,通过至善的方式将德福统一起来;在对幸福实现途径的思考上,源于经验层面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是指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幸福,而康德的幸福理论充满宗教色彩,致使今生实现难度加大。     

中西情感与理性的异同——从中西德性的角度进行的诠释

在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情感和理性共存于德性之中,并处于不可完全分离的状态,明智和思是德性实现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且其追求的是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此外,双方都认为德性是建立在人自愿、意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双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儒家重情感而亚里士多德重理性:儒家以情感作为德性的基础和导向,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作为德性的依靠和凭借,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中西德性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统一也是中西方德性论的共同点之一,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在这种契合与统一基础上的侧重,并不是截然而分基础上的侧重。     

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论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批评

亚里士多德在批评“德性即知识”的命题时,认为苏格拉底抹煞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忽视了意志和情感在德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灵魂二分的思想,认为德性是理性对灵魂欲望部分(非理性部分)的控制和正确引导,而恶就是由于理性失去了对非理性的欲望的控制。由此,他不赞成“恶是出于无知”“、无人自愿作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了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的行为,在这种行为实践中,人始终是自己行为的始因,所以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包含着意志论和责任论思想的萌芽,这是他不同于苏格拉底单纯知识论伦理学的关键之所在。     

从德性义务理解"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了"人是目的"这一道德绝对命令.在这里,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是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不是他人随意使用的工具.这条道德律令被誉为道德形而上学最崇高的论断.然而,如何理解这一道德律令的意义,至今仍是争讼不已.批评者认为,在康德现象与本体二元论中,作为目的的人不可能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只是抽象的先验的意志或理性主体.从这样的人的概念出发,"人是目的"命令与可普遍化绝对命令一样都会陷入"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峙.这种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康德同样也提供了超越这种对立的可能性,这就是他的德性义务理论.康德强调,以人为目的就是以人性为自在目的,而德性义务就是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性.德性义务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德伦理学二元论和形式主义局限性.因为"人是目的"不仅包含着对人格独立性的尊重,而且也意味着必须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过一种自主、充实和完满的生活.这一思想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后来阐发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思想的萌芽.     

论作为伦理学范畴的实践

在西方伦理学乃至哲学中,实践都是一个边界清晰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指因我们的行动而成的事物,进一步地,又可将其分成以外在的善为目标的行动,以灵魂的善为目的的行动,只有后者才可以称为实践.与实践活动相对应的是实践理性,以区别于创制理性和理论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中德性与幸福是统一的.康德把质料哲学按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分成两种: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称为物理学,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称为伦理学.于是,康德便把实践严格限制在主体可以依照先天实践法则、靠着实践理性而必然行动的范围内,因实践行动是自明、自主、自觉的,因而是必须担负责任的行动.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基于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德性伦理传统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阐释者,为当代的德性伦理学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在于他力图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因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德性论视阈下的个人品德建设研究

加强个人品德建设,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关注社会道德到关注个人品德,个人品德建设从关注道德规范到关注行为者本身的品质、德性、品德,研究的重点和德性伦理学不谋而合.与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两大规范伦理学理论不同,德性伦理学聚焦行为者本身,重视行为者的品质、品德和实践智慧的养成.全面深入地探讨个人品德建设,需要规范论与德性论以及不同伦理理论范式的对话、互补与会通.     

摆脱与超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对康德伦理学的扬弃

青年马克思的道德哲学受到康德伦理学的强烈影响,但马克思自由概念的提出,使马克思实现了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真正超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一个具有现实历史性的范畴,而不是一个超验的形而上学范畴.自由自觉的活动使马克思在价值论的本体根据上扬弃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而在价值目标上超越了康德"人是目的"的道德理想.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及其德育启示

<正>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的观念中,德性始终跟幸福与至善是相追随的。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幸福——在人的一生中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做合乎德性的行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不断的完善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规范与德性的统一:康德规范伦理的构建与反思

康德将道德规范纳入理论批判视野,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体系。确定行为的"应该"与道德行为的法则是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主题。康德也因此被视为规范伦理的典型代表。然而,无论是道德法则的产生,还是道德法则的运用都需要人的品格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康德道德理论实现了关注人内在品德的德性伦理与关注人外在行为的规范伦理的结合,为人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能力留下了生成空间。从规范与德性角度,对康德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及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证成及其实践意义

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何以要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担负道德责任？何以能够在事实上担负道德责任？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理论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前者可视为规范论的难题，后者可当作德性论的困境。对此，康德给出了有别于从行动主体外部寻找根据的路径，这形成了他两个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若一个行动的动因不是出于行动者的决意或意向，而是出于外部的决定，那么他就不是自主的行动者，他遵循的便是因果性规律；若行动者把自己视为其行动的最终发动者、承担者、责任者和评价者，他遵循的则是自己制定的实践法则，康德将这一行动根据称为原因性逻辑。而完成归责的根本道路就是人通过理性和意志将其自身划分为同时属于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成员，前者对后者具有逻辑在先的性质，它可以依照实践法则对自己属于感性世界的部分实施支配性要求，其本质是特殊意志即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对一般意志即效用动机和实用理性的主导性作用，以保证他的行为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简单地合于义务，更非反乎义务。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及其对自由意志的证成之于当代道德哲学的重构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如何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

德性主义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以德性为中心，提出教育就是使人的自然德性达至完满德性的主要手段；完满德性的实现过程不仅仅是理性教育过程，也是情感教育过程；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和城邦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对于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自然为人立法与人为自然立法——海德格尔与康德的一个对比

自然为人立法,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个实质内容.人为自然立法,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根本精神.海德格尔与康德,一个是现代大思想家,一个是近代大哲人,两个人在时间上相差一个半世纪之多,然而两个人的思想却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对科学的看法方面,康德试图论证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在于先天的认识形式,提出了人在认识上为自然立法,海德格尔则旨在说明科学对自然进行对象性思维的片面性,批判了科学活动中主体性的极端膨胀,提出自然本身的运行的尺度最终不以人的科学活动为转移;在对实践的看法方面,康德在实践理性的分析中提出,人应该按照理性所颁布的道德法则去行动,超越人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行动和成人之道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如何行动决定人有什么样的德性,而人的行动开始于对行动的选择。选择是实践理性的审思活动。由于实践理性的参与,行动是自愿和自我负责的,从而证明,人最终是自我成就的,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人自己决定。对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点-实践理性只是审思行动的手段,而不审思行动的目的,有着普遍的工具理性的误解。本文说明,实践理性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达到既定目的手段,而是和人的德性、情感、欲望一起,共同构建出具体情境下行动的目的并筹划达到目的的途径。实践智慧是人在行动中揭示真理的方式,它总是和情感一起出现。人的自我决定包括了行动和情感两个方面。     

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的伦理类型——与Gerasimos Santas及Douglas B.Rasmussen and Douglas J.Den Uyl商榷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桑托斯认为公正德性为目的论伦理,道格拉斯认为他的伦理学为某种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二者都否认其公正德性为德性伦理。这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伦理类型,也不符合他阐述的公正德性本身。根据德性伦理的基本结构,公正德性应归属为德性伦理的范围,可以称之为德性功利主义。但公正德性又非仅仅是德性伦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     

二程理学与德性伦理

随着德性伦理学在当代西方的复兴,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日渐增多,但对儒学德性理论的探讨则明显不及.以宋明理学的开创性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洛学中的伦理思想为例,其"新儒学"、"理学"与德性伦理是存在着相通契合之处的.与西方相关理论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品格追求、道德楷模、道德根基等学说进行的比较说明,二程洛学以至儒学在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中,有其固有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