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与广学会

广学会是在1887年由新教传教士韦廉臣发起而创办的,它与近代寓华西人所设立的其它传播媒介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面向中国官员和文人传播西方文化的宗旨,但是这一传播宗旨的凸显和真正实施,是在1891年李提摩大继任总干事之后.在戊戌变法时期,广学会之所以成为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的文化机构,是与李提摩大的领导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广学会也给李提摩太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两者相得益彰.     

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国南部边陲两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岛屿——香港和澳门，先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和枢纽，传教士则起了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由于宗主国、传教宗派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１８４０年后香港逐渐后来居上，该地传教士在著译出版和办教育等方面均有更大作为，成为内地教会的榜样和坚实后盾     

李提摩太与广学会之起死回生

李提摩太是清末时期西方来华知名传教士,广学会是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二者相辅相融、彼此成就。李提摩太一手将广学会从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濒临倒闭的出版机构发展成为影响整个清王朝的行业翘楚。深入挖掘李提摩太入主广学会的历史真相,全面梳理李提摩太独特传播策略的形成脉络,对还原其助推广学会崛起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场景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

广州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清朝中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起了重大的作用。长达85年的岁月里,广州十三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开放的人文意识和悠久的商贸传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商船,与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了全面交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论严复与章太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

严复与章太炎都是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严复以传播西学闻名于世 ,章太炎则是名垂青史的国学大师。最近 ,我们发现俩人之间有许多交接点。倡西学者兼论国学 ,讲国学者也采西学 ,有时不谋而合 ,殊途同归 ;有时水火不容 ,针锋相对。研究严复与章太炎的重合思想 ,有助于深刻认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流程。《天演进化论》与《俱分进化论》近代西方国家的进化论传入中国 ,成为思想界的进步学说。严复与章太炎从不同途径接受了进化论观点 ,而且各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严复的《天演进化论》与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代表了他们的进化观 ,反映…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近代书院与中西文化交流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不仅为中国文化的积累与传播作出了贡献,而且也有功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学东渐之时,来华的外国人将其创立的school、college、institute、university、academy等文化教育机构都叫做“书院”,而走向世界的中国士人也将他们所目见的近代学堂、图书馆、实验室,甚至科学博物馆、展览馆等都称作“书院”而介绍给国人(走向世界丛书本,王韬《漫游随录》、刘锡鸿《英轺私记》、《申报》830号等)。中西士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继承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汉学传统,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更为深广的译介,并出现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汉学家。本文就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新教与天主教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并论析了近代来华传教士作为中外文化"之间人"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从圆明园变迁看中西文化交流

圆明园是清代帝王创建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这里曾经汇集中西方文化之精华,也曾成为战争侵略的牺牲品,更始终作为文化交流的晴雨表,展示着不同时期异质文化相互交流的情况。本文通过分析300年间圆明园兴衰变迁的历史,进一步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平台作用。     

双重困境中的李提摩太——兼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也是一个特殊人物。尽管近年来对他的评价有所改变,但碍于更为复杂的原因,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把李提摩太边缘化。国家清史编委会编译丛刊之一——《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为李提摩太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精神救赎到肉体救赎再到精神救赎,是李提摩太在华传教的大致轨迹。我们应该对他在华赈灾、思想启蒙中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执著怀有敬意。耐人寻味的是,李提摩太孜孜以求的是播撒上帝的福音,但他的传教事业却乏善可陈,反而在世俗事务中取得世人的认同,甚至成为中国改革先驱的思想资源;他自西而东趸来的宗教没给中国社会留下多少痕迹,而那些夹带来的科学却给后世中国带来了长远影响。     

走上层路线: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关系初探

在晚清史上,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晚清重臣李鸿章之间曾相从甚密,双方在赈灾、改革及处理教案等问题上均有交涉往来。在李提摩太看来,唯有与官方的合作才能取得传教的最佳效果;李鸿章亦相信,与外国人的亲善或许给改革带来契机。但耐人寻味的是,李提摩太在俗世事务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寻求官教合作的上层传教路线却未能如愿;李鸿章亦因签署太多丧权条约,其苦心经营的洋务改革终亦失败。李提摩太与李鸿章之交往折射了近代中国变革之路的艰难。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澳门和中西文化交流及汉学的形成

文化交流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但这种文化关系的形成是有条件的，而澳门历史地为中西文化交流和西方汉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     

徐光启与中西文化传播

徐光启是晚明少数几个意识到引进西方文化重要性的先觉者,他提出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文化策略对洞开西方门户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接纳传教士,是因为传教士是西方文化传播的载体,他借此了解基督教义,译介西方科学著作,传播西方文化,实现他“富国足民”的实学目的。     

论西方传教士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１７、１８世纪出现了以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大交流。本文从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入手，探讨这一次文化交流的内容、特点及意义     

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小说的新变

<正>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文学的输入,中国近代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如叙事模式的变化、长篇章回体的突破、新型短篇小说的出现,以及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进展。这些变化标志着中国近代小说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对云南社会的影响——以云南现存的法式建筑为视角

通过对西方建筑的简要回顾,阐明法式建筑的概念①,分析思考法式建筑在云南的地理分布、形式、特点、现状,重点探讨以法式建筑为栽体和代表的近现代西方文化进入云南,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云南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交流和相互融合的原因,以及这种文化交流对于云南社会的积极影响和意义.     

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

从唐朝初年到清朝灭亡千余年间,中西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外来传教士执行不同的政策,决定了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逆顺难易有所不同,在中国所处地位和作为也不尽相同。传教士东来经过了从时断时续发展到持续不断,从以个人来华、在上层中间活动为主发展为以团体来华、深入民间活动为主的历史过程。传教士东来中国不仅手捧圣经,同时也负载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在较高层次上从事文化交流的某种素质和条件,除了传播"福音"之外,还参与了众多的科学文化活动,扮演着传播"西学"的重要角色,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得失之考察

本文从17世纪中西文化在中国和西方产生的不同影响入手 ,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在最近几个世纪落后于西方的文化上的原因。本文强调徐光启引进的西方科学方法论对于弥补中国文化传统不足的重要意义 ,并分析了“徐光启计划”为什么不能被中国知识界接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