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新疆“格绷额”案研究

吏治是乾隆帝治理新疆的重要内容,"乌什事变"后新疆社会安定有序五十余年,究其原因与乾隆帝的吏治政策关系密切。"格绷额"案系乾隆朝新疆吏治中的典型案例,其"重罪非重案"的特点,涉案金额与量刑处理的反差,案件背后所涉及的满洲、宗室因素,反映出乾隆帝强化新疆吏治的宗旨及理念。     

清初 "华夷观念" 的解读与中原王朝合法性重构——以 "曾静案" 和杭世骏命运为视角

"曾静案" 表明, 清王朝对满汉民族关系的认识, 已经超越历代 "华夷观念" 对民族关系的理解, "中国" 在新的大一统基础重新定位. "曾静案" 和杭世骏的命运反映了满汉在文化与政治上的不对等所造成的民族畛域对传统士人政治生命的影响, 体现了清王朝通过阐释传统 "华夷观念" 来重构王朝合法性的良苦用心, 以及由此引发的满人 "中国" 观念的嬗变.     

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员作用受限的初步探讨

清仍明代旧制,设科道官员执行监察职能,使封建官僚体系具备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能力,对其为治大有裨益。然科道官的进言是否被采纳并不在于它的正确性,而要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科道官只是皇权的工具,需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服从其政治需要,甚至不能冒犯其民族习惯。科道官所能发挥作用的空间亦受到严重局限,不得涉及满汉关系、满洲利益等敏感禁区。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考论

陕甘总督是清代常设定制八总督之一,为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掌控西北边防战略基地陕甘两省。因此重要军政地位,自康熙七年起,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雍正元年,又改参用蒙古及汉军。相比于其他常设定制总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呈现鲜明的个性特点,因陕甘总督专用满员的规制,满洲出身,特别是上三旗出身的满洲官员成为陕甘总督群体的主体。与清代满汉关系的演变轨迹相一致,陕甘总督群体的结构特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前期主用满洲,自嘉庆以降,汉人逐渐增多,至同光时期,湘系将帅基本垄断陕甘总督一职。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既是清代督抚制度发展演变的表征,也是清代满汉关系历史走向的风向标。     

英国判例中的"不能"辩护事由及其启示

在英国普通法中,特定类型的"不能"可以在未遂、共谋及唆使案件中充当有效的辩护事由.英国早期判例在"不能"案件中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模式,以戴尔顿案为代表的部分判例试图对两类"不能"案件作出划分并有限承认"不能"辩护事由.20世纪70年代的霍顿案借助对"不能"案件更细致的类型划分,扩大了"不能"辩护事由的适用范围,之后的诺克案和菲茨莫里斯案进一步肯定了"不能"辩护事由在共谋和唆使案件中的适用.1981年的《刑事未遂条例》旨在彻底取消"不能"辩护事由,但立法者的意图在安德顿案中遭到了上议院的抵制.直到1986年的希沃普里案判决的出台,英国法官和学者关于"不能"的争论才告一段落.戴尔顿案、霍顿案以及诺克案所奉行的客观说立场不值得学习,围绕"危险"概念做文章的客观未遂论存在论理上的困难且不合时宜,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合理运用自由裁量适当限缩未遂责任的范围.     

民族矛盾是主要的

我认为,清初顺治年间,满汉民族矛盾曾经一度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清政府强制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引起的。诸如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等政策,都严重地侵犯了广大汉族人民(包括一部分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反抗。汉族大学士陈明夏曾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表明剃发、易服是引起天下不太平的重要原因。然而,与剃发、易服相比,圈地、投充、逃人等法令,对汉族人民身家性命的危害则更大。下面仅就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逃人法的演变略作分析,以便从中了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消长情况。     

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与乾隆禁书

发生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以及由此引发的段昌绪私藏吴三桂伪檄案对乾隆帝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触动,促使乾隆帝思考如何消除汉人心中潜藏的反清民族意识,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在实践中,乾隆帝探索出了禁书这样一种手段,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灭汉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     

清代乾隆时期广西的“文字狱”

清代乾隆时期,"文字狱"的情况各有不同,这于发生在广西,或与广西有关,或波及广西的"文字狱"狱案中可反映出来。乾隆初期,文网宽疏,对文字之罪的处理较为宽大;乾隆中期,文网密布,"文字狱"狱案频发,处理严酷,发生在广西的狱案就有数起;乾隆后期,从乾隆帝对一宗始发于广西的"文字狱"狱案的宽大处理可看出他在处理涉及民族宗教问题案件时的谨慎,也反映出当时因形势所迫,朝廷无力苛求文字,文网弛禁的状况。     

试论雍正帝对东北地区"满洲本习"的维护

雍正时期,东北地区以骑射技艺为核心内容的"满洲本习"呈现出颓废之势。雍正帝采取种种措施试图维护满洲在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传统习俗。骑射技艺的荒疏实乃东北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但是,雍正帝通过"满洲本习"规范旗人的努力塑造并强化了满洲人有别于汉人的集体文化特征,这对于维护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兆惠与新疆

兆惠,满洲正黄旗人,姓吴雅氏,是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族孙。父佛标,官至都统。乾隆帝登基后,积极提拔新人,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新旧之间的交替。与乾隆帝年龄相近,又是同辈表亲关系的兆惠是乾隆帝提拔的新人之一。兆惠不负帝期,在平定金川、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中,屡立战功。尤其在平准和平定大、小和卓战役中,建立了丰功伟绩,成为清朝统一新疆的头等功臣。兆惠作为一代名将,其英名与清朝统一新疆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兆惠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雍正九年(1731)二十五岁的他被任命为笔帖式,官职虽低下,但在清朝的最高决策…     

乾隆朝驻防汉军官员出旗探析

乾隆朝令绝大多数福州、广州、京口等处驻防汉军官员出旗调补,而由满洲旗人充补驻防空缺。这一政策分两个批次进行,先由福州,之后推广全国。这一看似边防官员的调整,实际主要是清廷为解决京师满洲旗人生计所采取的措施。此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满洲旗人就业事宜,但同时使汉军、汉人官员数量减少,地位进一步下降,其升迁途径壅滞,由此产生了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弱化了边疆治理。     

清末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

自清王朝入关至清廷灭亡,满汉民族、满汉官僚间的矛盾是存在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但有些问题却决非仅是以满汉矛盾所能解释清楚的。由于时人某种民族情绪的激扬,满汉官僚间的矛盾被人为地扩大突显出来。有清一代满汉民族、满汉官员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国内各民族均处于覆巢之下的民族危机时刻,清王朝内部的满汉官僚,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皆不可避免地走上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道路。     

清朝官服补子研究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官员的官服补子是等级社会秩序区分官阶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官服补子的历史起源和界定是有据可查的,文武官员官服补子的纹就是官位的最主要的内容,从中阐释补子所蕴涵的艺术特点与人文思想。清代补子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了解和认知清代满族民俗的特有途径,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象征寓意,更是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再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朝官服补子在艺术审美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

天聪九年,皇太极下诏以"满洲"来称呼被他统治的全体"诸申"部众.自那以后,这个原先由金元女真边缘人群后裔的部落集合蜕变而来的共同体,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直到乾隆时代,通过将满洲人的集体记忆"世谱化"和重新勘定"满洲源流"等大规模的文化动员,满洲人的集体身份意识,方才成功地转型为以"共同血统"观念为中心的前现代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意识并不完全是"民族"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它实际上是民族"构建"的积极参与者.     

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向

入关后,已有的满洲礼制不能满足现实政治扩张的需要,顺治朝开始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在祭礼方面最为彻底,基本上移植了明朝祭礼格局与祭仪模式,在嘉礼方面立足已有之制,吸收明制进行改进、补充与新创,军、宾、凶礼相对改动较少,但也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顺治朝继承明朝礼制的根本动力是大一统政治的需要,通过继承明朝的"五礼"体系,重塑清政权的礼制合法性,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交.顺治朝随着汉礼的全面加入,满洲礼制逐渐呈现收缩之势,汉礼开始超过满礼,成为主流,清朝国家礼制发生了"汉化"的重大转向,成为清代礼制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     

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青年反日运动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的罪恶阴谋,中共满洲省委明确提出无论在工运、农运、兵运、学运和市民群众运动中,都把反日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青年运动通过发动青年学生开展反日爱国斗争,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谋取东北路权的阴谋,最终,促成"反帝大同盟"的成立.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迅速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全民抗日,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辛亥共和结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忧外患加剧,列强窥伺、边疆危机、满汉尖锐时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袁世凯等辛亥各派在民族认同视野下,以"五族共和"为基础,达成南北和议,清政府在化除满汉畛域的基础上被迫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布退位.三方彼此妥协,共同促成了共和的结局.     

从乾隆时期满族文化传统的迅速转变看汉文化的影响

乾隆时期清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渐趋成熟，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在这个时期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对满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渗透，引起了满族民族文化的一系列变化。尽管乾隆帝曾极力地想保留满族文化习俗，但采取的种种举措在满汉文化交融的洪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他本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满汉文化交融的先锋。究其原因，一是汉文化博大的包容性，二是乾隆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三是满族民族文化发展需要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     

当文学遭遇战争——对战争期间川端康成的一点考察

通常认为,战争期间的川端康成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沉湎于日本传统美的世界.然而,川端留下的一些未被注意的战时随笔,却显现出了他对"满洲国"、"满洲文学"的巨大热情和对战争的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在分析了他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的流变过程后,可以发现,除了战争大背景下时代风潮的蛊惑外,川端潜在的殖民思想和他的"日本情结"才是其本源.     

康熙帝遏制圈地浪潮的历史启示

战争与改革是封建土地关系调整的两个杠杆.选择何种方式来理顺土地关系,特别是遏制过分的土地兼并,对于王朝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明末清初王朝易鼎,清朝统治者出于狭隘的民族利已主义而推行野蛮的圈地投充政策,使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满洲贵族手中,造成了土地的过分兼并,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危及社会的安定.康熙帝以和缓的改革方式,通过实施更名田制,避免了暴力的战争手段,使国家社会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改革的成功,在一定时期遏制了过分的土地兼并,从而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固,造就了"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