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城乡居保”参保缴费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城乡居保"制度是一项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普惠制、广覆盖的惠民政策,但在政策实践中多数农户选择了低档次参保缴费行为。基于三省18县农户缴费档次的抽样调查结果,农户并非是在收入水平上无法承担更高档次的参保缴费,而是对"城乡居保"制度的制度模式、工作网络和财务机制缺乏信任和合理预期。同时,农户低档次缴费参保行为也暗合了地方政府的现期利益,地方政府的"行政异化"策略反过来强化了农户的低档次参保缴费行为。合理提高农户在政策执行中的边际收益,弱化地方政府"行政异化"动机则是提升农户"城乡居保"参保缴费档次的核心路径。     

论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

行政指导是政府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行政指导在我国的实践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完善关于行政指导的法律法规建设 ,防范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异化 ,提高行政指导的透明度 ,把握行政指导行为裁量判断的约束力度 ,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指导责任机制 ,完善行政指导的救济途径     

我国食盐专营垄断异化的法律分析及改革对策

我国食盐专营在现行盐业法律规范下具有合法性,是一种国家垄断行为。但实践中,政企不分的盐业管理体制下,盐业公司兼具经营者、食盐定价操控者、食盐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及盐政监管者多重身份,导致其利用盐业行政管理权扩大专营,牟取高额利润,合法专营异化为行政垄断。加之现行食盐专营立法层级较低、内容不明确、不同法规之间的规定不一致,难以有效规制盐业公司的行为,食盐专营垄断异化进一步恶化。因此,改革我国食盐专营体制,应将体制本身的改革与法律法规的完善相结合,以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打破垄断,以盐法的完善而规范专营。     

价格违法行为的经济分析

价格违法行为就目前是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的一种违法经营手段。因此,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要想达到遏制价格违法行为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调节价格违法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使价格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违法收益,价格违法行为的边际成本大于其边际收益。     

农民负担与农民权利的关联思考

农民负担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是农民毫无权利。他们抵制负担款项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 ,而经纪集团加重农民负担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这导致了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出路是改变现行制度安排 ,还权于民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

近年来,由于在宏观上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结构关系未能得到适时调整,导致在讨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时陷入若干理论“死结”,涉及国有企业和政府行政行为的问题尤其如此。本文立论的基础有四点：（１）与２０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相比,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发达国家,法制化的行政制度环境是作为前提预设在经济问题研究之中的;（２）社会大系统内的各分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等）恒处于动态结构性关系之中,改善一个分系统内部的效率状况总有一定限度,超过它,边际成本将急剧上升,持续下去,边际成本必将…     

论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扩张与规制

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伴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一方面显现出扩张的态势,一方面又存在着异化的情况。现行的各种监督制度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需要在现有基础上,重构我国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制体系。     

司法机关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阐释及匡正路径

对两高工作报告等的分析表明,司法机关通过个案生态修复、司法或检察建议、配合党政机关的治理行动、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等方式参与环境治理.这契合了环保行政机关治理能力不足的制度需求;并产出了高性价比的司法效益.经此,司法权在环境治理领域得以扩张,司法机关在体制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得以提升,环境司法及治理功能的正当性得到证明.但弊病在于,司法权行使方向偏离导致功能异化;着力点错位导致环境行政权虚化和效能低下.据此匡正路径在于:模式上基于功能主义对方向进行纠偏,司法机关从参与治理转向保障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路径上基于边际均衡各有侧重,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法院致力于修复性和预防性判决,行政处罚应扩张修复功能.     

风险治理语境下行政警示的可诉性探讨——"砒霜门"事件的法学思考

行政警示作为一种风险应对机制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成为行政主体一种不可或缺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但行政警示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鲜见.因此,研究行政警示行为的司法救济,对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具有一定价值.行政警示属于非类型化行政行为的范畴,其性质上表现为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等多种形态.行政警示行为如果其性质定位为法律行为,那么其可诉性是不言而谕的.但如果对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警示产生纠纷,能否提起司法救济就应当分情形而论,同样,在行政警示诉讼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原告与被告的举证责任也应当依法律性质的不同分情形设计.     

法治视野下对信访受理范围的再思考

救济类信访受理范围的任意扩大是信访功能异化的原因之一。促进信访制度功能回归是实现信访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功能回归也必须从信访受理范围的调整入手，而关键是实现救济类信访和非救济类信访分类受理。救济类信访事项的受理主体仅限行政机关，并且只有针对行政失当行为提起救济的事项属于信访受理范围。     

论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

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由行政主体依法定要件实施的具有行政行为外型但与行政相对人权益没有直接关联的内部行政行为或外部行政行为。其包括貌似外部行政行为的内部行政行为、貌似给行政相对人作出的以第三人为对象的行为、貌似具有特定对象的对象不特定性行为、貌似实体性的程序性行为、貌似执行性的决策性行为、貌似设定义务的赋权性行为、貌似法律行为的事实行为等类型。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并非完全没有诉讼地位,它是具有部分诉讼地位的行政行为,即当事人有将其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人民法院有裁定不予受理的权力,原告资格转移后有再诉的可能,人民法院应作出适当的司法处置。     

连片特困区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与机制优化

审视我国扶贫工作由普惠性扶贫逐步转变为精准扶贫、竞争性扶贫的历程,明确当前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贫困群体社会剥夺感增强、特殊群体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变革等挑战,剖析连片特困区致贫因素与政府减贫行为选择,明晰扶贫政策异化、政府减贫行为与资源配置机制的路径依赖、中间力量的利益阻隔、贫困主体对接能力不足、公益扶贫社会氛围有待改善等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基于双边市场理念进行扶贫供需平台协作机制、驱动机制与发展保障机制设计与优化,以增强扶贫行为针对性,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推进扶贫目标实现。     

论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

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越来越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并日益受到人们的审视。引起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的原因是抽象行政行为体系混杂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乏力,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主体与民争利和行政体系内对部门利益维系的要求。要遏止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必须科学地设置行政主体行政立法和制定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限,加强行政立法规划和对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的评估,将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探索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制度。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研究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要在行政过程中发挥其监督、沟通等效用,最重要的是对其效力的保证.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具有促进行政民主、实现行政法治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意义.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效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和行政公共性在实践中的缺失,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空间在于行政行为效力的有限性和阶段性.因此,其效力体系的建立应该以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效力与行政行为效力的平衡作为指导思想,由启动力、沟通力、救济力、信赖力等内容构成,其中启动力是相对人介入行政过程的前提,沟通力是相对人真正地介入行政过程,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行政行为相融合的表现,救济力和信赖力则是相对人介入行政过程的保障.     

行政惩戒的法律属性与司法规制——以公共信用领域失信惩戒机制为例

目前学界对行政惩戒性质的研究仍存有争议.公共信用领域的行政惩戒行为属于行政规制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多主体的复合行为,可采用“分节”方式将其分解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行为”和“行政黑名单管理行为”.其中,信息公开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在行政黑名单管理行为中,行政主体并没有能动设权的意思表示,法律后果来自法律的规定,行政黑名单管理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建议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不区分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只要给当事人权益造成了影响,都应纳入司法救济的范围.     

行政约谈刍议

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兴起,一种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协商、沟通、合作而达到执法目的的行政行为——行政约谈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得到越来越频繁的应用。在参与式行政、合作式行政备受推崇的当下,其良性互动的行政行为方式,不仅体现了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尊重,也在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以及充分调度和利用社会资源方面,显现出较大优势。然而,行政约谈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其应归属于哪一类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当代行政法治中如何对其定位又如何构建其实施与保障机制,需要仔细琢磨和深入探讨。     

行政惩戒的法律属性与司法规制——以公共信用领域失信惩戒机制为例

目前学界对行政惩戒性质的研究仍存有争议.公共信用领域的行政惩戒行为属于行政规制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多主体的复合行为,可采用“分节”方式将其分解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行为”和“行政黑名单管理行为”.其中,信息公开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在行政黑名单管理行为中,行政主体并没有能动设权的意思表示,法律后果来自法律的规定,行政黑名单管理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建议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不区分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只要给当事人权益造成了影响,都应纳入司法救济的范围.     

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哲学探源

非强制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照其职责和权限主动作出的,不以强制相对人服从、接受为特征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行政调解和行政信息服务等非强制权力手段。随着我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发展,非强制行政行为在实践操作和制度建构上都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尚缺乏应有的深度。只有明晰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哲学源流,沿着自由→强制→强制性行政行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路径展开追溯,才能为进一步推进非强制行政实践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地市场效应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基于中国1996～2009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了1996～2009年在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并运用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都有促进作用,但对深度边际的影响更大;同时,本地市场效应对中高技术行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     

也谈行政不作为

行政行为可分为作为的行政行为和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然而 ,关于具体的分类标准 ,或者说究竟何为行政不作为 ,理论界众说纷纭。本文拟在吸收相关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缕析其不妥之处的基础上 ,重新界定行政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