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通向康德体系的新路——读《论优美感与崇高感》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是1763年康德撰写的一篇长文,次年在哥尼斯堡以单行本出版,题名为《对优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 这部书有两种中文译本:解放前胡仁源译本和解放后蓝公武译本。这两种译文中国读者读起来简直有如天书,比康德的原文还难懂。而恰好这本书是大学里读康德哲学的第一本必读书。三十年代初,何其芳在北大哲学系做学生时,就曾有“康德是个没趣的人”之叹,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读者一直因袭的看法。不但一般读者,就连哲学专业者大抵也只读他的《纯粹理     

崇高的位置──徘徊于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

在人类历史的精神坐标上，崇高与渺小一向是对立的两极。崇高表征着真善美，渺少则意味着假恶丑。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一向是以阐扬崇高和贬抑渺小作为自已的追求目标和理论使命。然而，２０世纪的哲学理性却在反省崇高及其种种对象化存在的百年来的精神历程中，既消解着种种被异化了的崇高，又承受着失落了崇高的种种精神困倦。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正徘徊于对崇高的沉思之中。     

我思故我在与确定性的诞生

本文关注近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使得哲学重新又找到了坚硬的地基.然而,仍然使我们困惑的问题是:一种整体性的怀疑是如何可能的?在这个决断性的时刻中,什么因素使得决断最终成为可能?宗教感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帮助?这些问题最终指向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思想之思的原处纯粹感是否就已经先天地杂糅了他者的因素.     

从美学范畴的角度论荒诞

荒诞概念盛行于20世纪的哲学、艺术领域。荒诞作为美学范畴与悲剧、崇高有着相同的前提:人与世界的对立和冲突。荒诞的美学特征是"空"。荒诞可以与悲剧、崇高共存而与喜剧(滑稽)不相容。荒诞属于现代主义而不属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已经从根本上消解了荒诞。     

人的虚拟存在与现当代哲学的新视界

哲学具有时代性,哲学基本问题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问题的解决而转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已经不是现当代哲学的基表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而且为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所揭示。在虚拟现实中生活已经成为当代人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在虚拟现实环境中,思维和存在相互转化,思维可以被客观化为计算机程序,可以重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总是讨论旧的、已经被自己解决的问题,而应在它开创的现代哲学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走,去开辟新的哲学领域。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具体路径,成为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层面上都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化"的可能性;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完全可能的。这既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于学习的哲学思考

学习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日益重要的意义,以及学习负担过重给当代人带来的普遍压迫感和焦灼感,使得人们对它的探讨已经不能限于心理学、教育学或教学论的领域。人们不再满足于“学习是人的经验的获得及行为变化过程”这样的表述,而还要继续讨论:学习在人类自身发展中的作用;学习与人的全面发展,学习何以成为人的生命本性的需要;学习审美化和减轻学习负担的内在可能性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教育哲学和艺术哲学——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认识与改造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及其两个方面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似乎已经成为恒定不变的真理。原因就在于习惯思维把恩格斯对近代哲学基本问题的总结与批判 ,感性直观地当作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来加以诠释 ,并理所当然地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然而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并非传统形而上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及其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而是现实意义上的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改造问题。     

试论康德崇高理论的缺憾

康德的崇高理论存在于他的哲学系统之中,无形当中受到了他的先验、理性等哲学理念的影响.这与康德所存在的时代有关.他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信仰应用到自己的哲学、美学上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了他论证崇高普遍性的起点.这造成了其崇高理论的普遍性的误区.同时,他的哲学以及思维方式上的特性,使得他过分地夸大了审美主体性,几乎消解了崇高的客体.从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理论的单一和贫乏.     

全球化与哲学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哲学必须要“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阐明事物的本质”,哲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哲学尤其要解决由“市场竞争”导致的精神问题以及其它全球性问题。现代已经成为最需要哲学的时代。     

哲学诠释学中的教化与共通感

“教化”与“共通感”是哲学诠释学中的两个基础性的概念。在伽达默尔看来,人是通过教化才成为诠释主体的;同时, 是共通感使得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诠释理解成为可能。没有教化与共通感,也就没有人类的诠释与理解。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如何构成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也许不是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但它却是现实中国的一个哲学问题.时代和民族铸就的哲学语境,不仅满足了这个问题逻辑要件的要求,而且也在所给予的现实依据中赋予了它的全新内涵.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当代哲学研究清理地基的理论自觉.它在消解这一问题历史语义基础上所彰显出的民族主体性原则,构架了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的理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哲学将在以民族的基因与现代世界的对话中,铸成一个现代民族的心智品质.经历了历史的冲刷和现实的拷问之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成为拓展当代哲学思想空间、从而成为一个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无限希望的"问题",这表明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哲学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     

从认识论看哲学的对象和体系

<正> 在当代哲学中,认识论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指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明确这一点对于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试论《李尔王》中的崇高与悲剧美

本文根据马克思的人化自然学说和其他众多论者的合理意见,对《李尔王》中的崇高与悲剧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指出在《李尔王》中充满着无与伦比的崇高感与悲剧性,但崇高因素是次,悲剧因素是主。全剧通过主人翁遭受的巨大灾难,强烈控诉了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不公,初步完成了对经典的崇高和悲剧观念的一次解构。由李尔清醒中的疯狂、疯狂中的清醒和新生后的毁灭构筑的悲剧历程,使《李尔王》成了莎士比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用可感的说理词做中国哲学:论冯契的哲学话语

冯契的哲学运思经验启发我们,做中国哲学需要真切可感的说理语言。哲学是穷理之学,它的语言应该是说理语言。然而,理智并非"干燥的光",哲学运思活动的展开需要情感的推动,它的语言又应该是可感的。有感之思的起点是真切感受到真正的哲学问题。可感的语言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从思想传统获得滋养。传统哲学话语的阐发"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的必要环节,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沿用古代哲学语汇,可以接续我们身在其中的传统,从中国深厚的哲学传统中汲取解决具体哲学问题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智慧。运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思考者比较容易有亲切的体会和情感上的认同。另一方面,传统概念又需要加以改造才能有效还治当下生活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设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了人类,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是革命的武器,而且是建设的武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史上一颗难灿的明珠,首先是与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学毕业时的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中表明,他已经树立了为人类幸福献身的崇高志向。青年马克思曾以烈火般的热情讴歌为人间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并且渴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整个世界,做世界的缔造者。”后来,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     

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及其意义

＂共通感＂与＂教化＂、＂判断力＂、＂趣味＂等一起被伽达默尔视为欧洲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的主导性概念。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着力对维科的＂共通感＂概念进行了梳理、阐发和诠释学改造,不仅强化了这一概念的实践哲学意蕴,而且彰显了＂共通感＂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为其作为理解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的提出——特别是理解的前提问题和理解的多元性问题的解决——做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人学研究的当代走向和实践人学的构想

人学研究的当代走向和实践人学的构想吴桂荣当代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不断追寻，无疑蕴含着深沉的人学动机。哲学与人学作为互相缠绕的两个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争论焦点。近期，学术界围绕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的研究对象与如何构建人学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展开...     

从悲剧和喜剧构成范畴看美学在中国的变异

美学在多国传播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变异问题,其中审美文学化是一个显著现象。从哲学上看,范畴包含属相和种相。美是属相,其中作为种相的崇高和优美构成美的一组范畴,而悲剧、喜剧和美不存在种属关系。美学上的崇高和优美是作用于人类视觉的图像对象,而悲剧和喜剧与视觉无关。在从古希腊到18世纪中叶美学学科建立之初,其间悲剧和喜剧并非美学或审美范畴,此后经由德国和苏联学者将崇高和优美延伸到文学领域讨论,悲剧和喜剧作为崇高和优美在文学中的对应概念才被确立为美学范畴。在此过程中,不仅崇高和优美发生变异,不固定在视觉领域内被讨论,悲剧和喜剧也发生变异,成为一组构成美范畴的种相。这种在欧洲变异了的美学接纳了较多非视觉对象或要素,使美感和视听两种感觉有关的基本点被动摇,产生许多相互缠绕、复杂难解的问题。美学进入中国后,将悲剧和喜剧不加质疑地认为是一对美学或审美范畴。如画作为一个自然审美概念,研讨范围局限在英格兰有关湖区和苏格兰山地的旅行写作内,因其具有明确的所指对象和形式特征,故很难变异。由于没有对应的戏剧体裁,如画几乎被中国学界遗忘。美学在中国变异为一门与文学理论接近的学科,与哲学、自然审美渐行渐远。     

主客体关系问题不能成为哲学基本问题

近年来,随着哲学研究的深入,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已成为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有些人据此质疑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仍不失为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但它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已不再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