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倭乱时期移居明朝的朝鲜流民考

朝鲜朝壬辰倭乱时期,因战争和饥荒,朝鲜流民不断涌出.其中,一些人为了生存自行越境,或投靠明军,后以同行的方式迁入中国.明军出于救济难民、便于活动、增强军力等多重考虑,大量接收朝鲜人于军营中,后来明军撤兵时带领他们迁入中国.迁入中国的朝鲜流民人数有数千人,他们主要流浪乞食或做家丁、或成为边防地区的军人,也偶尔有人从商等.其中,军人被视作有望在短期内提升身份地位的捷径.朝鲜流民虽对故国满怀乡愁,但在回国意愿方面,受入境过程的自发性与被动性、在故国有无亲人、在中国有无职业及满意度、成婚与否及有无妻儿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     

明朝两次出兵援朝抗日

1583年,日本丰臣秀吉用武力统一了全国,做了关白(宰相),掌握了实权,便积极准备侵略朝鲜。1591年—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共动员兵力四十多万,使用战船一千三百多艘。第一次侵朝战争(1591—1592),丰臣秀吉调集陆军十七万,水师三万余,一举占领朝鲜王京(汉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尽没。明朝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援救,中朝联军奋勇杀敌,连克平壤、开城、王京。丰臣秀吉向中国请求停战议和,以求喘息之机。当时,明朝内部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积极主张与日本和谈,撤兵封贡。石星命     

清初中日关系研究

发迹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在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东部海疆日本。而后日本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战争和后金对朝鲜两次战争使满洲政权进一步了解日本。清国在第二次对朝战争中制定了对日“宗属”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朝鲜的“倭情报告”政策和日本的抵制下最终流产。这一结果使得清国不得不重新对日本政策进行调整,从此对日采取了消极的政治、外交政策和单向的经济贸易政策。以朝鲜为中介的清初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日政策的最终定位对清国、朝鲜、日本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定位将清、日、朝三国的东亚关系固定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下,并使之保持了近200年。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正> 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     

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嘉靖倭患兴起的原因分析

明嘉靖朝,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猖獗一时,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参与和日本国内的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从而形成了嘉靖朝的倭患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而对明代倭寇成因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1601年朝鲜汉城明军逃兵之乱

1601年1月,在朝鲜汉城发生了一场明军逃兵绑架差官、破狱劫囚的骚乱。朝鲜政府本欲剿杀乱兵,后经明朝将领叶靖国说服而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呈现了明朝与朝鲜朝政治交往中的诸多细节与复杂情形。通过考量朝鲜政府应对逃兵事件及逃兵问题的心态和对策,可以发现在“事大至诚”的模糊表象下隐藏着其矛盾、复杂且多变的实际诉求;而透视本次事件,也可看到,“壬辰战争”时期的明军逃兵成为了一种新的移民形式。     

论明神宗与援朝御倭战争

16世纪末发生在明、朝、日之间的援朝御倭战争是东亚朝贡体制下的重要事件,对明、朝、日三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明神宗的决策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其在战争、议和之间立场的摇摆不定与他的外交理念、对形势的把握、个人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战争进一步恶化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形势,但对明神宗的作用应该加以肯定。     

朝核危机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及前景

2016年以来,平壤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连续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引发了地区局势的骤然紧张.一直以来,朝鲜不顾中国重返六方会谈的呼吁,不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并采取非理性的战争边缘政策,使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朝鲜核试验不仅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还严重恶化了中国的战略环境,并使中国面临的核安全风险上升.当前,朝核危机已到临界点,平壤政权已把拥核自保作为国家战略,而不仅仅是谋取谈判筹码,甚至不惜牺牲中朝友好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应把政策聚焦于朝鲜弃核,这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其他目的都要为此服务而不能形成制约.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

20世纪30与5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提出,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反海禁的国内战争等观点,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近几年,海内外出现的那些内地80年代关于嘉靖"倭寇"的新论,受日本学人的影响;战后,台湾学者在此领域探索,比海内领先一步;大陆80年代以前倭寇研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没有新的观点"的结论,需重新审视.学术问题,切忌"上纲上线",需要转变观念,开展争鸣.     

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向“三八线”以北发动全面军事进攻。接着,美帝又盗用联合国旗号,纠集和胁迫英、法等十五个国家出兵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扩大了侵朝战争。     

“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明代抗倭战争的诗人徐文长

明代中叶的抗倭战争是中国沿海地区反侵略的爱国战争,经过十二年的长期的战斗终于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反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抗倭战争,在明史上称“倭寇之乱”,开始于嘉靖三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三年胜利结束(公元1552—1564年)。在这十二年当中,抗倭战争从被动防御转到主动歼灭敌人,经过了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当时沿海各省如南直、淮扬(即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人民都受到倭寇疯狂的屠杀擄掠,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因此激起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涌现出许多反侵略战争的英雄和战士,他们挥洒热血捍卫民族利益,对倭寇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搏斗,终于将倭寇大量歼灭,恢复了社会生产和海上的商业贸易。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朝鲜华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贡献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田土毗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彼此侨居。近代以后,华侨在朝鲜居住生活的为数更多。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时,在朝鲜北部生活的华侨约有4万名。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同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10月,进一步将侵略战火燃烧到朝鲜北部中朝边境地带,并派飞机轰炸我国东北部城乡,新中国的和平建设遭到巨     

“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于年前在香港召开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 4 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海防人物与思想”、“海防史史料研究”、“海防策略与海军建设”、“民国时期的海防发展”、“海事与中国近代社会”、“地区防卫”、“海军、外交和亚太地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现择要综述如下。一、关于海防人物与思想戚俊杰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长、教授 )的《戚继光兵学与中朝御倭海战的胜利》认为 ,戚继光不仅是我国明代的抗倭民族英雄…     

从《秋夜草疏图》说起——辛亥革命回忆录琐谈

<正> 《秋夜草疏图》据说是武昌起义后立宪派首领张謇代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劝清帝退位奏章的图记,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写道:“(辛亥八月)二十五日,我和沈恩孚(信卿)、雷奋(继兴)、杨廷栋(翼之),还邀到了张謇同去苏州阊门外惟盈旅馆.张謇受程德全委托,代草劝清帝后逊位奏章,这事保留着一幅《秋夜草疏图》做纪念,我曾题诗一首,收入我的诗刊《苍桑集》.”按,阴历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即阳历1911年10月16日,上距武昌起义仅六天.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省区响应革命的.江苏巡抚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立宪派首领起草奏疏请清帝退位,可说够“先进”的了.回忆中有时间、有地点、有当事人,还有图为纪、有诗为证,似乎不容置疑.然而,张謇的《啬翁自订年谱》却是这样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