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我国东晋高僧法显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文化巨人。他的旷古奇书《佛国记》早已译成英法等多种外文。作者旅印期间欣然见到该书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在本文中重点分析了前者的得失。     

法显与中斯佛教文化交流

佛教自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以后,多赖中亚及印度僧人来华传译经籍。但往往转译失真,篇章不备。为寻求原典真经,从公元3世纪中期,开始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到法显以前的1个半世纪里,见于记载的西行求法者就有竺法护等11人;而真正到达印度的却只有2人(他们的成就远不及法显),就更不必说更加遥远的师子国——斯里兰卡了。 到公元4、5世纪,一些高僧大德,更是不惜生命而忘身求法。中国当时战乱不休,南北分崩;黄河以北有16国先后兴起,偏安于南方的东晋朝迁也是攘权夺利,内争不已。统治者朝不保夕,只得乞求佛祖保祐;人民遭受战祸,痛苦不堪,更需求得解脱,因此也纷纷皈依三宝。再加     

青岛,“一带一路”双向开放桥头堡

正欲说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之滥觞,非青岛莫属。早在1600年前,东晋高僧法显经陆上丝绸之路,赴古印度寻求真经,比唐玄奘早228年踏上取经之路。14年之后法显北上登陆青岛,留下了青岛与"一带一路"的珍贵历史印记。据史料记载,自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齐国首开"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先河。到了公元623年,唐朝在青岛胶州设立板桥镇,开启了中国北方海上贸易的大门,"海上丝绸之路"北线起航点始于此。潮起潮落,斗转星移。如今,随着中国向世界发出"一带一路"的邀请函,青岛这颗山东半岛上的明珠,再次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作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比较研究

日本入唐僧园仁与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都是古代中外友好的使者.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都是古代中外交流的珍贵记录.从两位使者在中国的活动舞台和两书的记述内容及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方面探讨了两者的相同之处；从历史背景和史料价值方面探讨了两者的不同之处.     

从沈括的《梦溪笔谈》看中印古代文化交流

中国和印度都以自己辉煌的古代文明著称于世。我们这两个国家自古以来就象太平洋与印度洋一样互相毗邻、互相交流、互相激励,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美好的一章。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象法显、玄奘那样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先人,他们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留下了不少象《佛国记》、《大唐西域记》那样的专门著作。这给我们今天对于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些专著之外,在另外一些学者的别的著作中,也保存了许多中印文化交流的资     

牛犇:那一代电影人

正为了演戏,"全身都曾经骨折过"的这位老艺术家不只是个老戏骨,简直是个"戏疯子"。都说爱戏如命,但在他眼里,戏比命重。他是一位赢得了中国几代观众共同喜爱的电影演员,是一位11岁走上影坛、80多岁还活跃在荧幕上的追梦人;他是一位饰演了一辈子小角色,却被观众称为大艺术家的探路者,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铺路石与见证人。他就是牛犇。     

从龙城到天竺:关外高僧昙无竭的取经之路

正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名声最著者有两人,一是法显,一是玄奘。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条丝路上,还有一个北燕龙城的高僧昙无竭。昙无竭西行取经,要比玄奘西行早二百多年。他的取经路线,正是那条穿行于亚洲腹地,将东方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串联在一起的古老的丝绸之路。一昙无竭,北燕龙城人,即现在的辽宁朝阳人,俗姓李,因自幼崇敬佛事,十来岁就出家做了和尚,法号法勇。昙无     

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 从《人的城镇化》一书中把脉政策取向

<正>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人的城镇化——40余位经济学家把脉新型城镇化》一书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辑。该书是2013年4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主办的以"城镇化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人口城镇化的政策与体制"为主题的一次国际论坛的研讨成果集。精选了40多位国内一流经济学者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与政策设计的思考文章。这是一本政策建议书。从     

五台山与尼泊尔佛教

尼泊尔,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面积147,181平方公里,人口1,713万(1985年),首都加德满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尼泊尔南部地区古名迦毗罗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因此,它就成了我国历代僧人崇敬向往的佛教圣地。早在公元405年,就有我国山西省僧人法显到达佛陀故乡迦毗罗卫城和他的出生地论民(洛明达)园,瞻礼佛陀遗迹,从而开创了中尼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佛教文化的相互交流,使尼泊尔佛教与山西佛教结下了友好情谊。     

周年悼翰老

百岁落尘万巷悼,革命学业不乏陈;通古博今书浩瀚,赢得神州漫笛笙。2004年,一位108岁的老人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大学问家,他涉足的领域很广,著述甚多;他是一位科学家,1955年被选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是一位革命家,他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从事“地下工作”二十余年,1951年奉周总理之召,回国工作,在新的形势下,继续为党和国家奉献身心;他是一位教育家,曾在桂林师范学院、北京大学等任教,他赞成蔡元培的教育方针,特别重视外国语的教育,晚年还组织中国国际文化学院;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工作…     

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

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东渡共五次。与其一同遣往福州买船备粮的“近事”,乃在家亲近奉事三宝、受持五戒的优婆塞。携带的“轻货”为铜器、真珠、翡翠等较轻且贵重之物。法进在海中遭难时曾有祈求海龙王,力助佛舍利失而复得之举。其所撰的《进记》记载了其赴日传法的活动。     

当代“灋”义研究述评

当代学者对古代“灋”字含义的研究,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不断批判和继承,并且添加新诠释,进行新论证的过程。蔡枢衡提出了对《说文解字》的质疑,胡大展、武树臣、张永和先后给出了既不同于《说文解字》,也不同于蔡枢衡的新解读。当代学者在论证方法上的贡献是,一方面追求多种论证角度和多重证据,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小心求证瀌灋”。研究价值问题上的失语和“古今”语言沟通问题上的随意是研究的缺憾之处。针对前者,要重视对“灋”字的价值阐释,并对理论预设进行反思;针对后者,研究者要站在古今融合论的立场,对语言表述和研究方法保持一种反省。     

论张先词的创新

北宋前期词人张先在词的体制方面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与尝试具有其创新性，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慢词写作的重视和积极实践上，而且还反映在他的词作中出现了不少的题序与和韵。从其16首慢词、38首中调的创作实际便可看出张先精通音律、迎接市井新声、自制声调新曲的创新意识，66个题序及8首和韵词都预示着崭新词风和词之创作高潮的到来。这些努力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对苏轼等人的创作起了直接的影响。     

门槛与制约:清代医生的从业规制——以小说《壶中天》与《医界现形记》为中心的探讨

传统医家作为一个群体,在近年来医疗史研究中,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对于传统医家的训练,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并未对医家成名及其依靠的力量,给予充分的注意。本文试图通过《壶中天》与《医界现形记》中医家故事来看清代医家的入行门槛。本文讨论发现,清代官制中没有对业医者入行的规定。清代刑律中对庸医杀伤人的惩戒,对业医者业医行为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作用有限,律制形同虚设。而依赖于冥报观对医家行为的制约作用亦非常有限。病家的择医术对医家的技艺有着非常高的要求,逻辑上起到推动医家加强自身技艺的作用,但是医家择病而医的策略消解了其制约力,因而,此种推动作用发挥亦有限。     

无畏施涵义的嬗变及其对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启示

在佛教慈善观的发展和慈善事业的开展中,布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佛教传统涵义的限定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使得财施在佛教慈善事业的实际运行中居于重要地位。太虚、印顺的阐释,使无畏施观念具有了全新的涵义,对于无畏施和布施观念在社会上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应当以无畏施观念为思路,真正构建起特色鲜明的佛教慈善体系。     

东汉佛经词语拾补

汉译佛经对汉语词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解释现身、不但、重担等几个东汉佛经中的词语 ,足可以补正《汉语大词典》等书的某些词条     

论终南山“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区”创意

终南山集中了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中的五大宗派祖庭,目前终南山的一些佛教祖庭已经有了局部的开发,但整体水平较低。应围绕终南山“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区”这一概念,按照遗产保护、文化建设、旅游开发三者互动的战略,在局部特色有效开发基础上,实现整体与局部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将终南山建设成为能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综合性的有品牌特色的中国佛教祖庭文化旅游胜地。     

略谈《八千颂般若经》历代汉译本的特点——从梵汉对勘谈起

《八千颂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中国古代多次予以翻译。本文根据梵文校勘本和六个汉译本所进行的梵汉对勘,分析不同时期汉译本的特点,并揭示各汉译本与梵本的关系,由此一窥从东汉到北宋佛经翻译的历史流变。     

家族记忆、文化空间与地方信仰——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中的宋末嘉兴书写

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是宋末的一部志怪小说集.书中对以当湖为中心的嘉兴府地区进行了集中书写.围绕着当地的民间传说与怪异故事,鲁应龙记述了式微科举世家鲁氏的家族记忆、当湖文化空间中的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宋末嘉兴、海盐、华亭诸县的地方民间信仰.《闲窗括异志》嘉兴书写这一个案,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志怪小说对于地方家族、文化、信仰的独特书写方式.与同时期的方志相比,志怪小说的地方书写多是一种具象的呈现和个人化的叙述.这种具象呈现和个人化叙述更有助于我们重构当时真实的信仰、文化图景.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