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唯心主义哲学要作具体分析

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过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内著名的哲学家、哲学教学及研究工作者一百余人。这次座谈会,讨论了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对于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这次座谈会上的一些主要发言和重     

冯友兰哲学论著简述

一冯友兰先生是属于本世纪在中国能够提出自己哲学体系的少数哲学家当中的一位。在从事学术活动近七十年的时间中,他一直艰辛耕耘,著述丰富,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建国前,冯先生的主要哲学论著有《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     

解放个性与强化整体的双重变奏——严复人生哲学论纲

近代中国思想家面临双重的启蒙任务：既要解放个性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又要强化整体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严复回应时代所提出的启蒙课题,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生哲学体系。他通过改造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思想,又吸收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素养,形成以突出人的因素在世界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为特征的天演观。这是其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严复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民”为国之“本”,救国之“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民”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这是其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严复站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卢梭和霍布斯“天赋人权论”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学说融于一炉,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人学的论证。这是其人生哲学的理论目的。严复思想促进了中国人生哲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由地主阶级人生哲学向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的转变。     

新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纲

一百余年来,我们的前辈筚路蓝缕,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前辈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首先,用以判断哲学之为哲学的这把尺子是取自西方的。汉语中本来没有“哲学”这个词,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人西周创造出来用以翻译“Philosophy”,晚清时经黄遵宪介绍才在中国流行开来的。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哲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哲学史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定义和西方哲学中的框架勾勒出来的。这一点早在1919年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中就明白地道出来了,他谈到写作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其中第二点是“形式问题”,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     

庄子命运观初探

“命”或“命运”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观念。中国古代贤哲对何者为“命”,如何对待“命运”等问题都作过认真的思考和回答。庄子的人生观是其中较大的一种。他相信有命,进而主张知命、安命,并企求于命中获得人生的自由。因此,对庄子“命”论的研究,是理解庄子以及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途径之一。     

《老子》:三个重大哲学问题的首次提出与首次回答

《老子》一书,言简意赅,魅力无穷。 《老子》一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之作。 《老子》之所以堪称不朽,不在于它提供了或能够提供什么万古不变的哲学教条,而在于它首次提出并首次回答了几个意义极其深远的重大哲学问题。 一、略谈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 在50—70年代,我国最流行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史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其弊端亦很严重。80年代以来,范畴史的研究方法突兀而起,涌现了许多以范畴史方法研究哲学史的论著。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运用范畴史方法所取得的进步与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也在悄然兴起。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1990年,方立天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岱年在为方著写的序言中说:“近二三十年来,通史体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多种。但以问题为纲的哲学史尚属罕见。”应该承认,在颇长一段时间中,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问题史研究方法的“遭遇”是颇为“寂寞”和“冷清”的。 必须肯定,问题史研究方法和范畴史研究方法都是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有着内在的紧密联     

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分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简述

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分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于7月10日至14日在成都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四川地方哲学史和宋明理学以及有关中国哲学史其它方面的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研究四川古代思想家,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工作。它可以填补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也可以对全国性的研究提供地方和局部的丰富资料,对四川的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四川作为一个重要局部,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思想家,如杨雄、唐甄等,且自宋以来就有“易(指《易经》)学在蜀”的说法。对于这些人或专题,有的作了一些研究,有的尚未着手。这就需要大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占有大量第一手材     

简评哲学史研究中的“两军对战”说

哲学史研究中的“两军对战”说,来源于日丹诺夫在1947年苏联哲学界召开的关于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嗣后,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提出的“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定义,即流行于我国。我们认为,尽管哲学史上存在以至贯串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把复杂的作为人类认识史高度概括的一部哲学史,仅仅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人们简称为“两军对战”史),显然是片面的,不完全符合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诚然,从理论上讲,“斗争史”和“认识史”并不互相矛盾。因为,人类的认识史就是思维领域里矛盾发展的历史,而认识领域里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哲学家在回答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时,归     

《庄子》内篇超越式个体人生哲学解析

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通过对以＂现实性社会人生哲学＂为主旨的先秦诸子哲学的突破,《庄子》内篇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独特的＂超越式个体人生哲学＂。它以超时空的道为自我的本体;以个体自我为哲学的主体对象;为个体自我提出了超越式的人生价值取向———通于大道而外天下、逍遥无己。它为中国现当代哲学提供了新视域。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     

了解胡适与重写中国哲学学术史

哲学史以“哲学”为主语,是从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只有当“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研究哲学史才有可能.胡适提出的“明变”、“求因”、“评判”三项原则,并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模式,而是中国学者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中国式的见解,具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     

论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然而,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纲只论及先秦古代哲学(故后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以后,胡适又写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对中国汉唐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而对宋明清的“近代哲学”,胡适没能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但他化了很大精力,写出了《记李觏的学说》、《王荆公的有为主义》、《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程延祚》、《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一系列力作.然而我们稍加检点胡适“近代哲学”的力作,即可发现一个称奇的事实:胡适没有写下一篇直接论述来明理学这一中国哲学发展的“伟大时期”的重要文章.所有这些力作的一个共同宗旨都是反理学,所有这些力作中的主人公包括李觏、王安石本质上都是反理学的哲学家.由此便决定了胡适那融杂于这些著论中的宋明理学观的基本倾向:反理学.     

论程朱唯心主义体系中的“气”和“知行”概念

“气”和“知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两个重要概念,不仅唯物主义者把它们作为基本概念,唯心主义者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它们,只是在他们哲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对“气”和“知行”认识的深化和丰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主要是由唯物主义完成的,我国哲学史一些论著,因此往往只阐述唯物主义关于“气”和“知行”理论观点的发展,而不涉及或只批判唯心主义在这方面的观点。事实上,唯心主义对之并不是毫不相     

中国古代艺术接受主体重构论

本世纪受到西方普遍关注的艺术接受的主体重构性问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较早地注意到了，而且历代都有着比较丰富而深入的论述。本文即以论题为线索，从中国古代文论关于艺术作品存在方式的认识，艺术欣赏者强调的“自得”的含义以及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的方式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同时对古代文论中影响颇大的“自得”、“以意逆志”等概念和术语作了新的辨证。     

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也谈张载哲学

关于张载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的争论,恐怕除了对少量思想资料的理解不同外,主要属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运用问题。本文试图将张载哲学放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总链条中加以分析,研究他在前人哲学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哪些新内容,作了哪些新探索,在理论思维上有哪些经验教训;并在上述分析中,论证张载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包括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之不同带来了两者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又有共同之点.中国传统哲学因重天人合一,不分主客,故较少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不重自然科学而侧重于讲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而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缺乏科学与缺乏民主两者.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因重主客二分,故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和人对统治者的主体性,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的明确建立和发展,这也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特征.     

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不应该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分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派别吗?

去年在长沙举行的念纪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派别,不应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去划分,而应以“理本”和“气本”去划分。理由是:“欧洲人所用的物质这一概念和中国人所用的物质(气)这一概念不相同”,“不能把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史只作简单的此附,因为哲学史同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中国哲学自有中国哲学的特点”。持此意见的人,并从此观点出发,把中国哲学史上的—些哲学家具体分为两大派:一派是老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论张岱年同志三十年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贡献及其特点

三十年代初期,刚刚进入“弱冠”之年的张岱年先生,以追求真理的满腔热情,在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周刊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哲学论文,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精密地论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探索辩证法的优秀传统,简明而又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论(即认识论)和人生哲学。从那时起到现在,五十五年过去了,张先生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中,对张岱年先生三十年代初期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贡献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空白。我们的社会主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