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悬赏执行制度的“兴”与“行”

悬赏执行具有单方允诺的性质,是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相结合保障权利人民事权利的一种新兴执行措施,此为“兴”.在我国民事诉讼执行阶段融入悬赏执行制度是可行的,此为“行”.我国悬赏执行的启动程序应从启动主体、启动范围、悬赏金确定主体、承担主体及数额确定标准上予以统一规制,通过对悬赏执行运行过程中悬赏执行公告的发布、线索有效性的核定、举报人信息保密制度的规制,使悬赏执行得以在我国民事执行程序中建立并取得成效.     

试论私人侦探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

私人侦探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因社会需求较大而屡禁不止.私人侦探在目的价值上与刑事侦查的一致性,决定它不仅能够完善现有的调查取证系统,成为刑事侦查工作的补充和延伸.而且,私人侦探作为民间调查机构也有助于侦查模式的改造,协助"公力救济"平衡人的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冲突.     

私力救济的法社会学思考

文章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详细探究了私力救济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其它成因,提出应在法律的许可限度内,允许公民在一定规则和司法的合理引导下,通过私力救济解决问题,使公民合理地享有私权自治处理纠纷的权利与可能.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现状与完善路径

我国《反垄断法》注重公共执行制度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私人执行制度的地位.私人执行可以有效弥补公共执行的不足,与公共执行有机结合铸成一柄反垄断利剑.与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反垄断法》出台的历史较晚,相关理论的构建还不够完善,反垄断实践经验不足.因此在借鉴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法律的借鉴与移植、私人执行主体的界定和诉讼制度的建构等方面探究并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反垄断私人执行制度,可以更好地回应现实需求.     

私力救济还是公力救济——动产担保物权实现途径探讨

随着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担保交易不再单单倚重不动产,动产担保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动产担保功能的充分发挥,与动产担保物权的实现密切相关.权利实现成本的高低决定着动产担保在市场交易中的实际效用,而动产担保物权实现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现权利付出成本的多寡.公力救济途径能够为当事人提供较为准确的成本预期然过程冗长、成本较高;而私力救济具有快捷、便利之特性但可能引发新的纠纷.故只有对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途径进行合理配置,方能达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动产担保交易效率之目标.     

刑事诉讼公诉案件的私力救济与刑事和解

传统观点，人们对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通过私力救济的途径解决一直予以抵制。随着刑事和解的出现，人们重新思考私力救济的问题。刑事和解是私力救济的法律化，是一种现代新型的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的法价值实现路径——兼论我国未来《民法典》私力救济的制度对策

正当的私力救济符合法的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率等价值基本理念,泛化与异化的私力救济则与法的基本价值相违背。借助法律技术创设确定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是私力救济的法价值实现路径。我国未来《民法典》私力救济的制度化可以避免私力救济对社会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对私力救济进行准确的制度定位可以彰显权利主体的自由意志;制度控制是防止私力救济偏离正义轨道的有效措施;规范化是私力救济实现效率的最优博弈策略。     

论债权的自我实现——以债权自助行为制度化为视角

债权的本质决定了债权自助行为在民法请求权救济体系中具有特殊性,并占据重要地位。债权自助行为分为紧迫性债权自助行为和对债务人抵抗其容忍义务的自助排除行为。实现债权自助行为的制度化需要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其一般规则。     

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刑事诉讼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分析

人类社会充满着利益矛盾和冲突,出于对正义和秩序的不懈追求,人类在处理各种严重的利益冲突时,经历了由“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转变。而权力介入对犯罪的处理以后,也经历了权力扩张(权利萎缩)到权力受制约和权利被张扬和保障的演变。由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为解决冲突主要装置的刑事诉讼,应当追求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以此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私人领域”与“积极自由”

私人领域的边界由个人的所有物所划定。对个人而言,私人领域不能被任何手段所消除。自由体现为个人对其所有物的支配,这种支配包括两种形式：玩摩式支配和构造式支配,前者体现为“消极自由”,后者体现为“积极自由”。需要加以维护的只能是积极自由,而消极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所减损。     

刑事和解的惩罚逻辑——惩罚、私力救济及刑事和解

制度只能满足大多数人即社会性的需求,其中少数人的需求会被忽略,刑事司法制度满足了人们的报复需求,却忽略了其获得补偿的愿望。所以,在个案中,得到补偿的愿望大于报复愿望的受害者希望自己的损失得到赔偿,伤害得到补偿,如果对报复和得到补偿二选其一,宁愿放弃对加害者的惩罚。如果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被允许的话,只能采取规避法律的方式寻求最佳利益,这是出于人们的现实利益,也有一定的可行性,所以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只是碍于国家法律而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而刑事和解制度的兴起,使得这一需求在司法场域中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并意味着刑事惩罚以另一种温和的方式得以实现。     

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法律制度与实现公民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 ,公民的财产不断增加 ,特别是生产资料不断增加 ,因此 ,对财产的法律保护日益关注 ,形成了社会热点的问题。从财产对公民的生命、自由及免受国家政治权力侵犯等多方面阐述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权制度的现实意义 ,指明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权法律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论述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法律制度对于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     

实指定义与“私人语言”

从外在对象、私人感觉经验出发,是石里克、罗素、艾耶尔、休谟的思考路线,倘若追随这一思路,必然引发"私人语言"问题,这样的思考方向也体现了许多人对语言的误解:语言要么指涉外部世界,要么指涉内在经验。虽然他们讨论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其论证的展开都是基于石里克的实指定义,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讨论就是针对这一思想的"治疗",他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不是语言依照实在(外在对象、私人经验),而是实在要依照语言,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探讨蕴含了类似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私力救济对弱者权利的实现——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当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主体性权利,私力救济就随之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在公力救济更受鼓励的今天,私力救济依然保持了它自己的领地.因为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强者的武器,所以弱者在寻求权利救济的时候,常常不得已采用私力救济的手段,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有明显的弱者寻求救济的特点.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私力救济必然有其运行的逻辑.因此,我们应该允许处于消费弱势地位的人们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权利保护,这或许是一种代表权利主体自主性的私力救济和国家权力互动的新形式,既有利于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有利于国家实现社会整合.     

法律实施中的私人监督——"罚款分享"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私人监督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威慑力强的优势,能够降低政府失败的危害,对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民事欺诈给付请求法>中的"罚款分享"制度是激励私人监督的典型设计.通过私人的监督,以及允许其代表政府追诉违法者和占有部分罚款,美国政府挽回的损失高达天文数字.在这一成功的制度中,私人与执法机关之间既有角色混同,又存在"竞争司法"关系,由此带来两个启示:一是执法权的私人化问题.二是如何引以为鉴,运用私人监督来改善我国的法律实施状况.     

“前徒倒戈”辩——与黄怀信教授商榷

周武王伐纣,“甲子朝”于商郊牧野与纣王接战,纣师一击即溃。失败的原因,苟子说是纣卒（前徒）战时“易向”即倒戈造成的。黄怀信教授认为苟子之说是受孟子的影响,孟子主观臆造了商人“欲武王亟入”等,其实“历史并无其事”。但他没有举出苟子受孟子影响的具体证据,诸多分析也不尽合于事理。事实上孟子以前墨子已讲过纣兵“众畔皆走”的话,西周时祭公谋父的谏言也有“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的话,牧野之战时的誓辞《牧誓》更明言纣兵奔逃是“役于西土”,即受命于周。因此,纣王前徒“倒戈”是周初以来的旧说,未可轻意否定。     

“私人定制”背景下的公共服务个性化供给

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公众的个性化倾向逐步增强,日益追求独特性与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领域日益以公民的个性化需求为导向,也必将迎来“私人定制”的供给模式,迈向个性化供给的时代。面对当前公共服务初始化、大众化与差异化的供给现状,政府应及时转变供给方式,推进公共服务的层次化、个性化、倾斜化建设,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公共服务个性化供给中,推动实现公民全面发展的需求。     

宏观调控与私人选择——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措施的个别检验

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调控虽措施频出,却收效甚微.对若干调控政策的个别研究表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已步入误区.私人自治是市场社会的根基,宏观调控应当维持私人自治与公共管制之间的平衡,只有建立在私人自治基础上的调控政策才具有正当性.因此,宏观调控措施应当具有向后效应,调控不应增加已确定的私人交易的费用;宏观调控措施还应具有间接效应,调控只应引导而不是直接替代私人的交易决策.宏观调控应在私人自治而非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