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形象的终结——韦小宝

韦小宝作为金庸先生封笔之作的主人公,历来受到诸多的非议。有人认为他不符合侠的形象,有人干脆把他当做是＂反侠＂的代表。实际上,韦小宝这一人物特征的独特性,在于他代表着金庸对＂侠客＂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使得＂侠客＂话语终结。     

金庸小说与《周易》

金庸小说不仅有精彩的武功描写 ,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金庸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周易》的影响密不可分 ,这种影响表现在武功描写、人物设计和理想追求三个方面。正是由于金庸将《周易》学说融入到他武侠世界的武功、生活和理想之中 ,融入到对历史和现实、人性和人生、社会与文化、英雄与人格等的思考之中 ,因此 ,他的作品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鹿鼎记》与金庸的“无招胜有招”

作为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之"终结者"角色对于解读金庸具有特殊的阐释意义.此书不仅仅是金庸创作生涯的"封刀"之作,而且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具有反武侠的特色,金庸自己在书的后记中也称<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论者多有许此书为西班牙之<堂·吉诃德>,认为其恰如<堂·吉诃德>终结骑士小说一样,有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终结意义.本文初步讨论金庸的武侠文学创作最终走上"反武侠"道路的历程,勾勒金庸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简单描述"武功"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演变,为解读<鹿鼎记>和金庸提供有益的参考.     

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

评论界对金庸的<鹿鼎记>及其主人公韦小宝的评价存在不少分歧,这从侧面说明了此部作品所具有的值得重视的价值.本文认为,金庸在<鹿鼎记>中通过对韦小宝这一形象的塑造,首先解构了血缘师门对于武侠小说主人公的神圣性,但更加有力地建构了侠义精神的影响;其次解构了武侠小说主人公固有的行动驱动力的崇高感,但建构了真情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具有人文理想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在解构中建构,韦小宝这一形象是他努力拓展武侠小说传达思想认识空间、实践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侠情与武功:金庸武侠小说的创新性集大成——《书剑恩仇录》与《卧虎藏龙》的比较研究

金庸的发硎之作《书剑恩仇录》与王度庐的名著《卧虎藏龙》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研究金庸小说从民国武侠入手更具学理性。王度庐的侠情皆走向"悲",而金庸的侠情以"喜"为主,更符合类型小说和大众文学的创作规律。而在武功描写上,金庸则以武功的多样化、打斗的具象和过程化、武打场景的结构化三方面大大超越了王度庐,他的创新性集大成使其成为武侠世界的主流。     

沈从文与他的“湘西小说”

沈从文的小说之所以被称为乡土抒情诗,乃是因为他的小说的主体是湘西小说,他的创作观念中有着梦牵魂萦的湘西情结。他不仅仅是以湘西为参照座标反衬出都市生活的恶浊,更重要的是,他是把具有秀丽的自然景色,淳朴的乡风民俗和醇厚的人性的湘西作为一种人生形式的象征。他歌之咏之,实际上是在张扬他的理想的人生形式,他希望这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能被现代人所利用,从而达到重塑民族性格的目的。     

雪莉·桑德伯格:有些事情注定要去做

哈佛商学院MBA学位、美国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助理、2001年进入创业之初的谷歌,并在谷歌由四人团队变为四千人的大公司后改投向另一家有人气没财气的社交网络——Facebook,雪莉·桑德伯格在扎克伯格的才能捉襟见肘时为他撑起了这个今日全球最大社交网站的大半边天.《纽约》说她也许"颠覆了硅谷的男性统治文化",《纽约》杂志把她列入财政部长人选,《彭博商业周刊》甚至推测说她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国总统.事业如日中天,女强人却逐渐确定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关注方向.     

飘泊天涯路 谁明浪子心——论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

自梁羽生、金庸掀起新派武侠小说的热潮以来,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港台长年深受欢迎,历久不衰。据说在全盛时期武侠小说作者多达三百余人,但真正能独具风格、自成一家的却很少,特别是当时出现一种现象,金庸成为众人模仿的对象。唯一能突破金庸的模式而另辟新径的是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1937—1985年)。古龙的至友、现香港作家协会会长倪匡认为:“古龙是自金庸以来最好的武侠小说作家,突破传统、别具风格、浪漫激情——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其作品刻画人性深刻,人物生动,能把传统与现代化而为一。”香港作家黄     

非叙事话语：《十二楼》“有我”叙事风格形成的关键

<十二楼>各篇小说中的非叙事话语在小说篇幅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非叙事话语的种类也非常齐全,李渔用这种叙事技巧在小说中或明或暗地写进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经验、喜好、选择以及人生向往和追求,这种叙事操作直接形成了小说"有我"的叙事风格.     

对海德格尔的卡夫卡式审判——道德情感的滥用与现代社会一般公众性道德评判中的极权主义因素

在题为《审判》的小说中,弗兰茨·卡夫卡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的怪诞遭铟的生动描写,向人们揭露了现代社会所特有的那种极其荒诞但却又十分普遍的审判机制。故事讲的是：一天清晨,“一点坏事也没干”的银行职员约瑟夫·K在自己的寓所突然遭到两名陌生闯入者的逮捕;自此以后,他经历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审判过程,最终以他自己认罪伏法而告终。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论沈从文小说的生态美学思想

生态美学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从生态主义观念出发,来审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多重审美关系,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的符合生态价值观的审美追求。纵观沈从文一生的创作,他的小说主要有"湘西世界"和"都市人生"两个系列。他以城乡对照的两个文学世界反映了湘西的乡野之美与人性和谐,映照出都市人生的堕落与萎顿,由此审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土中国诗意栖居地的侵蚀,反思现代文明扭曲人性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和社会问题,从而折射出他对原生态家园的精神依恋和"失乐园"后的哀愁,渗透了他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     

李的心路历程评析

李二曲(名)的哲学心路历程与其曲折清苦的人生感悟处处融合在一起,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二曲早年既无家学,又无师承,但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他严守张载以来关学学者"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学风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二曲中岁病中悟道,此时的他在思想追求、读书为学等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促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以前的进学理路;二曲晚年经历荐举风波的冲击,他荆扉反锁而日处其中、杜门不出,但二曲并不是不闻不问世事而做彻底的隐遁之士,他的"心性"仍同时代、民族同博共振。二曲志趣不在作官,而在"明学术,正人心",以昌明圣学为己任。     

论朱熹对《仪礼》的庶民化阐释

礼者时为大,奠基贵族社会的"三礼"在唐宋社会大转型后有效性逐渐式微。特别是"三礼"之一的《仪礼》,人们能"陈其数",却不能"知其义";能"知其义",却不能"敬守之"。于是,朱熹开启礼学阐释新路径,一改郑玄《仪礼》为"曲礼"的传统"解经""注经"模式,将《仪礼》作为本经,实现礼学庶民化阐释转向;开创"庶民之礼",使大宗法与小宗法并用,礼仪更加从俗、从宜、从简,创新礼仪庶民化标志性的祠堂制度。此次礼学的阐释转向,在宋代礼学史上意义重大,也影响了后世上千年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     

人神婚恋故事与人的自主意识

人神婚恋故事是古代文言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此类小说虽然均以人与神的种种离奇的婚恋故事为叙述对象,但故事中的"人"的自主意识,即相信自己的力量、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敢于决定自己命运的意识,却随着朝代的更替而表现出颇大的差异,分析这些差异,对于进一步了解古人面对神灵时的自主意识及其演变,是不无益处的.     

以艺术的方式解读心灵——评刘保昌先生的《郁达夫传》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袒露自己的心理隐私和人生境遇,自传体小说也成了郁达夫的一个标签.作家对于自身大胆的抒写,无形中为其做传记者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但也给人造成了辨析真伪和提炼材料的困难.     

论鲁迅小说的艺术创新

(一)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小说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都有异常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也因为他的作品在艺术上进行了独特的创新。理解鲁迅小说的独创性内容,始终是和理解一个新的艺术时代的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鲁迅是一个新人。鲁迅小说的艺术创新不仅一般地体现为一种艺术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人生的选择。鲁迅将小说创作理解为一种与自己的生活理想的实现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生形式,他把自己在历史和现实关系中所承受的全部负荷和追求,都转换成了艺术的追求,把自己全部人生的热情和追求都投入到焕发生命力的艺术创造活动中去。他的小说创作带着强烈的现实     

阐释"自我"的审美之维——一种对费希特美学思想的读解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没有形成自己的美学体系的人,他的散见于各类著述的论说美和艺术的片断文字须得借着解读他的思辨"自我"去领会,也须比勘于康德乃至谢林、黑格尔的美学艺术见地去把握.他的思辨知识学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总体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美学或艺术思想虽未必可许以相应的地位,却毕竟表明了审美之反省相应于哲学运思之延续而不曾中辍.     

试析《围城》中方鸿渐的围城人生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意蕴深厚、耐人寻味的小说。他所描写的是一批生活在"人生边上"的非主流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小说以方鸿渐的爱情、事业、婚姻、家庭等人生经历演绎了"围城"这一意象,表现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撞击后的畸形社会特征,着重剖析了这些知识分子个性与道德方面的弱点,并从中反映出一个行将崩溃的病态社会的真相,透视了在社会人生重压下主人公的精神受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表达了作者对整个旧时代生活的讽刺和感伤,寓示出人生处处是围城的哲理内涵。     

社会儒学视域中的荀子“群学”

立足于社会儒学的参考框架诠释荀子群学,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人而能群的社会本质论,荀子尽管也从社会集合意义上凸显群体的本位价值和地位,尽管有时也立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维度阐发"群"的问题,可是他的着力点是根据人与动物的差别强调人能群能分,创造性地提出了人"能群"的社会本质观;二是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论,荀子社会分工论最明显的特点是将其纳入"群学"之中进行讨论,开创性地发明了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职业分工、社会角色分工和社会技能分工三方面;三是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论,荀子建构了以"群居和一"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理想思想,并从合群乐群、各得其宜、救患除祸、群居和一四方面做了深刻阐发;四是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论,荀子更为强调"外王"一面,强调道统与政统的统一性,就社会治理主体而言,荀子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可以分为君子之治、先王之治和圣王之治三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