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化视野中的“出版”——2006年8月24日在安徽出版集团的演讲

先是《出版大崩溃》,后又有《出版大冒险》,都是日本人写的,据说很轰动。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柳斌杰给中译本写序,说前者是“病情诊断”,后者乃“治病良方”。我不知道日本的“良方”能否对中国的症,但中国的出版业有病,这一点很多人都承认。只是病根在哪里,问题有多大,能否药到病     

"原人",是否传统文论的核心精神?(专题讨论)主持人语

[主持人语]从20世纪90年代起,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从而拈出了"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出版了<原人论>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般认为唯有"道"字才可称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最具统摄意义.在文学批评史方面,"原道"思想早在荀子、扬雄的著作中已经略见端倪,后经<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加以阐发和强调之后,历代文论家大都将此奉为圭臬,影响了文坛千余年.然而,"道"究竟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各道其所道".因此,关于文学本原的问题并没有加以集中和解决.笔者在<原人论>中指出,各家之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离不开"人",可谓条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了"人".中国文论中的"原道",归根到底就是"原人",它体现在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上.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路上"

恨不能"在路上" 又有一个学生在网上给我留言,希望我在课堂上讲一讲<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著,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出版)和"垮掉的一代",虽然他也承认并没有看过这本书或是任何其他"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作品.多年以来,数不清的中国大学生把<在路上>和<麦田守望者>放在自己的必读书单上,但却迟迟提不起精神去读它们,直到大学毕业,直到不再年轻.<在路上>和<麦田守望者>好像是他们     

《诗经》没有"民歌"论

<诗经>中有许多"民歌"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但这种观点不符合<诗经>中全部作品的实际.现存<诗经>中没有"民歌",其中绝大部分诗作是周王朝各类贵族的"宴语";周王朝各级贵族中的文化人是<诗经>作者的真正主体.对<诗经>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人民性",完全应该抛开"民歌论"的解读思路,并能够从更科学的视角来作出正确阐释.     

小说家施蛰存对戏剧的关注和贡献

小说家施蛰存是戏剧的"门外汉",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剧本,但他的外国独幕剧翻译和<外国独幕剧选>的编译出版,对中国现代戏剧是有贡献的,对新时期的现代派戏剧是有着启发和示范作用的,他的现代思想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戏剧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     

艰难的志业,温柔的恶声--"世华文学"在台湾

台湾地区无论是杂志或周刊,在影响力方面都相当有限,与中国大陆<世界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刊物在专业与细密度上也难以并肩,颇有差距.这显然不是付出或努力上的"差距",问题的症结,在学术.从事"世华文学"的学术研究,在台湾地区是注定得安于寂寞的.不但公、私立大专院校没有相关的系所,连想在中文系、外文系或台湾文学系开设"世华"课程,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任务.换言之,"世华文学"在这些系所的教授眼中,根本称不上是一门学问.没有系、没有硕博士班、连课程都开不了,有志研究者只好作起"个体户",自己搜集资料、寻找资源.     

就业决策: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学理引进与突破——评《中国农户就业决策与劳动力流动》

捧读<中国农户就业决策与劳动力流动>[1](简称<流动>),我迅速感受到其当下出版的价值与意义.农民问题深为一代伟人毛泽东所洞察,他有一句话很经典: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其意简朴却深远.尽管"中国革命"的提法已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发展",但农民问题依然是根本.近几年热议的转型期"三农"话题,被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中之重.只不过是问题切入点不在土地,而在就业出路,在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劳动力就业.     

马克思"消灭哲学"的出场语境与彻底意识——兼与俞吾金教授商榷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几十年,没有人追问过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新旧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关于"消灭哲学"都被翻译错了,应为"扬弃哲学".事实上,不是"主体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思想倾向的驱动",而是相反,<首次出现应用该文全称>一文存在着对马克思"人的解放"的彻底意识理解的不充分.     

"当代学术"如何成"史"

作为学者,我见证了"学术史"从一个简单的"随想"走向拟想中的"学科"这一全过程.我说的"随想",是指我1991年6月写的那篇<学术史研究随想>,更指诸多友人发表在<学人>第一辑上的那组"学术史研究笔谈".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仁一起,积极推动学术史的研究.当初的"随想",十五年后,竟然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课题",甚至有了今天相当夸张的说法,叫"学科建设",这让我感慨良多.     

从国民性批判到人性批判

今天晚上十点从杨玉圣教授所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得知晓芒师原先的三部著作<灵之舞><人之镜>以及<灵魂之旅>首次结集,2005年1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为<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颇为欣喜,可惜手头一时没有,但是分别的三部书我是有的(晓芒师送的),而且曾经读得很熟,只不过很遗憾没有写出什么文字.     

妥协的或不妥协的男女之爱——《色·戒》与《海的沉默》之校读

张爱玲描写沦陷区男女情的小说<色·戒>和法国作家韦科尔的抵抗名作<海的沉默>,都是以男女之爱写人性人情的文学,但因作家人生态度及审美理想的异趣.张爱玲的<色·戒>在乱世奇情中难免有借情性文饰妥协的嫌疑;而韦科尔则力求曲折地表达不屈的人性和抵抗的意志.但两者都是"人的文学",区别只在于如何写和怎样写,对于"人的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应当破除对它们笼统的盲目的执迷,代之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评方舟子的"搬运术"

本文回顾了几年前网络打假英雄方舟子(方是民)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署名"方舟子"之文章,并将它与美国<科学>杂志上Greene等人的文章进行了多处对比.本文没有任何创新之处,结论也不很明朗,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本文不是学术论文.文中因为"对照"的需要,不得不大段引用方舟子的文章.笔者要看的是:方舟子有没有勇气承认事实,有没有勇气道歉.     

学术研究岂能背离事实与逻辑——对黄浩博士《走进"后文学时代"》的批评

<走进"后文学时代">一文所谓"后文学时代"的许多"新的东西"不是不新就是臆造.应该说,黄浩博士要建立"后文学时代"概念及其"自己的理论评价标准和体系",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如果不尊重事实与逻辑,不遵循学理要求,则无论怎样"新",都不可能让人信服,更不可能行之久远.     

曹操"奸雄"考

魏武帝曹操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奸雄",其中"奸雄"目前都解释为"奸诈的雄杰",但根据史书记载的真意,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认为曹操是"奸诈之雄"的主要依据是原始史料<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之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许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这里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奸雄"本意指什么.     

汉语会话在日本:明治早期的选择

幕末日本在被美国打开国门后,于1862年重启与中国的人员交往活动.但是迟至1879年,日本才有首部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的出版.该书的诞生表明,日本开始重新确立中国语会话的教育方向,即变传统的"南京官话"学习为"北京官话"学习.而上述教科书其实是对在华英国人威妥玛所撰写的<语言自迩集>的改编.<语言自迩集>之所以成为改编对象,除了它所具备的学习北京官话的功能,更重要的它是一本介绍中国社会状况的简易读本.编纂者相信,通过对<语言自迩集>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北京官话,还能初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帮助他们在将来能够顺利开展与中国人的交往.     

"兰亭学"论稿

<兰亭序>虽书写于东晋,而"兰亭学"却产生于唐代.唐太宗推崇<兰亭序>,推崇王羲之,实质是发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借<兰亭序>推进唐代精神文化的建设.<兰亭序>的真伪之争,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问题需要重新检视,也透视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兰亭学"的主题是中国书学."兰亭学"的延展,涉及文学、哲学、民俗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兰亭序>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某种文化形态的标志,它不仅是晋代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     

《广韵》“古文”术语考究

文章穷尽性地对<广韵>中216条"古文"术语进行了梳理分析,考察了这些古文的来源以及字际关系.从中发现,<广韵>中的"古文",很可能是指出现早于宋代并在当时已经不使用的文字,它们与正体构成异构、异写、假借等关系.它继承了<说文>"古文"术语的概念,但又有着自己的收字原则.     

试比较"海德格尔Ⅰ"与"海德格尔Ⅱ"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尤其是1930年以后,他的文风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思索重点也有了一定变化.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思想(以1930年为界)与前期相比并没有发生剧烈的"转向",准确地说是对前期思想的拓展与升华,"此在"、"存在"、"存在者"始终是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问题也始终是海德格尔坚持的哲学的最根本问题.     

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从清水茂的《乐府"行"的本义》说起

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主要看文献本身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而不是通过某一出土文献的研究作无限引申的猜想式研究.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和中国学者李庆可以作为引申猜想式研究的典型代表,但这种研究背离了"以实物为证"、实事求是的考古学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取的.以对汉乐府"行"的本义的阐释为例,假如没有可信的经典文献或出土文献记载作证据,就不能凭推测认定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而应该遵循<宋书>和<晋书>记载的定义:"'行者',曲也.""行"与春秋战国之际的"行钟"没有任何联系,在汉代也不存在"行"这种"依'行钟'音阶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