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诗英译到诗歌创作——论雷克思罗斯之“汉风诗”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诗歌翻译家。他译介了大量汉诗,翻译策略颇具创意。他的汉诗英译体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而且,雷克思罗斯十分推崇汉诗与汉文化,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极富中国韵味的＂汉风诗＂。他的英译汉诗,尤其是创作的＂汉风诗＂,奠定了他在美国诗歌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美国现代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他们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这方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过程,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     

汉诗英译的方法论研究

汉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汉诗英译是中国古典文学对外传播方面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但直到目前,不论是汉诗英译理论还是实践,都存在诸多分歧和问题,制约了汉诗这一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造成＂外译作品、内销为主＂现象频生。在简要分析诗歌翻译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了意境再现、典故异化、音步等度以及格律化的汉诗英译四原则,可望对汉诗英译有所借鉴。     

欧化汉语在老舍作品中的体现

欧化汉语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欧化汉语的出现则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同时它也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起到了推动作用。鉴于欧化汉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对欧化汉语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从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写作的转型,和从老舍作品中欧化汉语语言运用的角度,来探讨欧化汉语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古今集》四季卷中的比喻

《古今集》中的比喻受到了《万叶集》、日本汉诗和中国汉诗多方面的影响。它在继承《万叶集》诗思的同时,也从日本汉诗和中国汉诗中汲取营养,最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本文考察了《古今集》四季卷中＂波＂与＂花＂和＂霞＂与＂衣＂两个比喻。     

欧化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我国现代文学中欧化语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互汇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完成其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必然要求。因此,对欧化语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尤显重要,笔者就欧化语的形成,与汉语言的比较等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     

论汉语古诗词中的时空隐喻及其翻译认知

汉语古诗词中的时空隐喻折射出其＂时间空间化＂的内在实质,对诗意之＂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认知的视角考察时空隐喻在汉诗英译过程的转换及其对诗文意境的影响,不仅有效帮助我们理解和欣赏原诗意境,更为优秀汉诗英译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由汉诗解读夏目漱石的《草枕》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有名的文学家,他不仅在小说创作方面有自己的独创性,而且在作为业余爱好的汉诗创作方面造诣也很深。夏目漱石自幼颇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处处可以见到他深受中国文学思想影响的痕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草枕》。在这部小说里,表达作者的＂非人情＂审美观方面,汉诗这种文学表现形式承担了主要角色。     

夏目漱石汉诗中的“白云”意象内涵探微

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创作了大量汉诗,其中＂白云＂一词出现频率较高,且寓意深厚。＂白云＂在其汉诗中成为脱离尘世之心愿的象征,其中渗透着中国汉诗的文化元素。同时,＂白云＂意象内涵中也又折射着漱石独特的人生观,蕴含有淡泊名利的雅兴及心神宁静的逸趣。漱石汉诗中的＂白云＂意象与＂禅＂的意境也具有一定关联性,映照着向往脱离俗世的心境。     

英汉诗歌语音表意功能的通性

论述了英汉诗歌中语音因素的组合与诗歌的思想蕴涵、审美韵味的表达之间的关系以及英汉诗歌中语音功能的通性     

日本汉诗吟咏现状及其与中日交流的关系

日本汉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最大的海外支脉。日本人将汉诗以日语语法和训读音完整地加工成为日文汉诗,辅以日式曲调吟唱,＂汉诗吟咏＂逐步形成并日趋成熟。当今日本的汉诗教育有国民基础教育和专业吟诗学院教学两种主要方式,汉诗吟咏流派众多,爱好者遍及全国。尽管如此,汉诗吟咏活动仍然面临着爱好者老龄化、后继乏人的困境。加强中日两国在汉诗吟咏方面的互动交流,建立中日吟诗交流组织,积极举办吟诗交流会和开展面向学生的以诗歌为主题的修学旅行活动,是培养日本年青一代对汉诗的兴趣、帮助日本汉诗吟咏活动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     

古典诗词里道家哲学在英译中的传达——以柳永长调《雨霖铃》中两句的英译为例

在汉诗英译中长期存在的＂中国诗句西方文法化＂倾向,严重背离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道家哲学。在古诗词英译中,只有通过借鉴、创新,打破西文逻辑的桎梏,才能准确传达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道家哲学。由于西方学者对道家哲学有一定的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也迫切需要了解,加之前辈译者已进行了尝试,这种超逻辑译法具有可行性。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演变及对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古代汉诗诗体的进化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少对抗多和解的诗体演变史。古代汉诗诗体的形成采用了人民创造、官方倡导和名诗人创制三种方式,其进化通常采用的是诗体渐变的文体改良而非诗体突变的文体革命,尽管在各个时代都有主流诗体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绝对的诗体垄断,诗体总是呈现主流诗体与非主流诗体、时尚诗体和古旧诗体多元模式存在。古代汉诗诗体是新诗三大重要诗体资源之一,对新诗文体的基本形态和新诗文体建设的基本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新诗对音乐性的高度重视和百年新诗史中始终存在的律化与自由化对抗现象,都与古诗休戚相关。古代汉诗诗体对新诗诗体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戴望舒:自由诗成熟的新界标

戴望舒是＂现代＂诗派的灵魂,也是中国自由诗走向成熟的代表人物。他突破＂新月＂派的格律主张,将重心转向探寻诗的内在情绪和内在节奏,变格律美为旋律美,注重日常语言的运用,创造出了一种既有情绪节奏又有回荡旋律的具有散文美特征的自由诗体。这种诗体,是对＂五四＂以来自由体形式探索的一种新的提升;而他的以情绪为核心的诗歌理论,则又是对新诗美学原则的一次科学性总结和本质性阐释,对现代汉诗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闻一多在新诗奠基期的理论批评贡献

在新诗的奠基期,作为一个较早具有理论自觉的诗人,闻一多的理论批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提出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还表现在他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力避新诗＂非诗化＂和＂欧化＂倾向,摒弃新诗批评的门户化,引领和推进新诗的艺术化、民族化和多样化风格的形成。     

辛亥革命前后的欧化思潮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出现了“醉心欧化”的思潮,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明,主张以欧化为中国唯一出路。欧化思潮与国粹思潮既相冲突、又相调和的关系,显示了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欧化思潮是其后新文化运动文化激进主义的先驱和渊源,对于20世纪中国趋新文化主流地位的奠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所反映的心理革命,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进步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中国民族声乐的"韵味"

＂韵味＂作为中国艺术的审美范畴之一,它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十分广阔的涵盖面,＂韵味＂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独特的审美品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精神风貌,它是中国民族声乐教育追求的美学理想,其精髓就是＂声外之韵＂,是一种内在含蓄的音韵美和气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