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中国经史传统与英国传记艺术的结合

朱东润先生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成就了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翘楚《张居正大传》。从中国经史文化传统来看,该传记作品是传递、注解和书写生命的三位一体,同时也体现了司马迁传主选择上的“俶傥”观和时间距离观;从西方传记艺术传统来看,该作品具有英国传记求史料、讲细节、重环境的特征,融史笔和文笔于一体。《张居正大传》是中西传记艺术结合的典范。     

论书信体自传的写作特点——以《亨利·詹姆斯书信节选研究》和《亨利·詹姆斯:信中的一生》为例

书信体自传是以被研究者的大量信件为研究基础,传记编者的必要注解、翻译和编排为辅的一种新兴的传记体。西方对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中国的研究和写作更为贫乏。以两部经典书信体自传《亨利·詹姆斯书信节选研究》和《亨利·詹姆斯:信中的一生》为例,分析书信体传记的写作特点,力求证明书信体传记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传记体,应该受到中西方文学界的足够重视。     

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兼评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在近十多二十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出现大面积的丰收,有原创性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陆续涌现,表明中文学术界关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的整体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中余三乐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一书所叙述的北京教堂见证的近2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就是标志新进展的一项成果.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新探

怎样正确认识和看待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特别是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这对马可·波罗学来说已是当务之急了.而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赛珍珠传记作品与西方在华基督教传教运动

《异乡客》和《战斗的天使》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为在中国传教的父母所写的传记。作者在书中解释了两位传主来华传教的原因和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生活 ;剖析了作者本人的宗教态度以及西方传教运动在华失败的部分原因。虽然这两本传记为她获得 1 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决定性的一票 ,但这两部作品长期没有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 ;作品中所描写和分析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及意义尤其为评论界所忽视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二)

四、马可·波罗及其遗产我们知道,上述意大利人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人能有效地将担任经常性的官职或完成蒙古统治者交给的某些任务同他们在蒙古封地的商业活动结合起来,这自然便扩大了向西方提供信息的渠道。但是,这类信息在多数场合下受到一定的限制,内容多半只涉及蒙古大帝国外围地区——旭烈兀王朝、术赤王朝等国的状况。只有威尼斯商业世家波罗家族后裔、有名的商人兼旅游家马可·波罗才有幸为欧洲和全世界提供了有关整个蒙古帝国特别是元代(1271     

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2009年11月23日,一切都像往常一样,一切又与往常不再一样。后海边,狭长的小金丝胡同深处,那扇褐色老木门,门扉紧闭。街坊们也许未曾留意,那位坐在轮椅上、偶尔出来遛弯儿的老人,刚刚作别红尘。游客们也许还不知道,在这道灰墙之内,一位一度铸就中国翻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丰碑的学者,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他与夫人合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他就是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诗人、文化史学者。     

《察克喇瓦尔第阿拉坦汗传》研究概况

《察克喇瓦尔第阿拉坦汗传》(以下简称《阿拉坦汗传》)是16世纪——17世纪蒙古历史诸文献之一。此书主要记述了16世纪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汉文史料中称为俺答)一生的业绩,是一部用韵文写成的传记体蒙古文历史和文学名著。《阿拉坦汗传》对于研究明代蒙古,尤其是右翼三万户政     

李约瑟：伟大的建桥者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叙述以及提出“李约瑟难题”都未必是李约瑟学术工作的最后归宿,他最为关注的是在东西方之间“架桥”。李约瑟这种架桥、沟通工作和毫无偏见的探究,是解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李约瑟难题”的钥匙。作为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者,一个沟通中西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为中西方的“建桥”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远远超出了科技史意义,而具有了强烈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意义。     

试论契诃夫对鲁迅小说中"狂人"形象创造的影响

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中西文化合璧的结晶,特别是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中外学者在将鲁迅与俄罗斯作家进行比较时议论最多的是鲁迅与契诃夫的相似。两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狂人日记》和《第六病室》十分具有相通之处,而正是由于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和主体意识的不同又造成了鲁迅笔下“狂人”形象的变异。     

性爱叙事的伦理诉求差异——劳伦斯与郁达夫性爱主题小说比较

在现代东西方描写性爱的小说家中,郁这夫与劳伦斯是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两位作家。由于这两位作家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以及这两位作家对性的主观认识和艺术修养的差异,导致了他们性爱叙事的伦理诉求不同。这些差异的背后体现着他们之间明显的中西文化传统差异和性爱描写现代性的差异。     

澳门历史研究刍议

澳门虽然是一弹丸之地，但自明朝中叶发展成为东西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中转港之后，中外学者就不断研究澳门历史，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为了深入开展澳门历史的研究，提高研究的水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广泛搜集中外文的文献资料并加强调查研究，以澳门经济史（特别是澳门对外贸易史）为重点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为特点，开展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从而编写一部多卷本的澳门历史，以反映澳门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这样，才能使澳门历史的研究有所突破和创新，为澳门过渡时期和１９９９年以后澳门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蒙古帝国时期的东西方贸易

1200年到1400年,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开创了近两个世纪的“蒙古和平”。尽管不少学者对和平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单纯从物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蒙古帝国始终是和平的。在这样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中,东西方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贸易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欧亚各地的商业发展,商品种类极大丰富,商业城市高度繁盛,商贸路线开放畅通,商人活动范围空前扩大。虽然,蒙古人之间的不和与冲突对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但从大环境来看还是利大于弊,至少相较蒙古帝国之前有了很大改善。     

从小说人物肖像描写看中西文化的异同

小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产物。把同一时代中国和英国两本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中英两国的文化差异。《红楼梦》和《十日谈》这两本小说对人物肖像描写的不同手法反映了东西方对人体美、服饰美、男性外貌的不同认识,以及对“丑”这一概念的不同处理。作者在书中对环境的不同描写也充分反映出中西文化对自然的不同态度和对意境的不同理解。     

从晚清国际法的输入看公使驻京和遣使出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国际公法,实现了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夙愿。至此,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认识西方。引入和学习近代国际法,最终依照国际惯例派遣常驻外国使节,成为晚清外交由传统迈向近代的重要一步。国际法的输入及传播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     

马可·波罗独享盛名之原因分析

马可.波罗成为元代中国与西方欧洲国家文化交流的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代表人物,一是因为长期以来东西双方强烈的了解对方的迫切感,为马可.波罗的成名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机遇;二是强大、辽阔的元帝国使得中国与西方欧洲国家长期以来要求直接接触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三是马可.波罗以一个世俗的普通人的亲历,满足了西方欧洲人对东方中国的好奇心,第一次让西方欧洲国家有机会了解到真正的东方中国;四是欧洲人长期视《马可.波罗游记》为怪诞神话并肆意增删其内容,反使得马可.波罗的名气越来越大。     

西方作家在中国的域外传记书写研究

西方作家在中国的域外传记书写是中国文学界与传记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类传记是在“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的基础上诞生的,现已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这类传记的审美价值与人文思想内涵明显地带有中西传记、中西文学观念之间相互碰撞、冲突和交融的痕迹。这类传记的出现和发展加速了中国传记和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合理的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对中西文化、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秘史》与文学联系问题

写于十三世纪的第一部蒙古文学文献——《秘史》对于研究十三世纪东西方文学关系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4、13、14]。本文想着重探讨一下这部文献中出现的某些情节和内容。《秘史》中有关成吉思汗传说中的祖先之一是这样描述的:“都蛙(锁豁儿)独额中生一只眼。望见三程远地的势物。”(参见《蒙古秘史校堪本》第四节,内蒙古人民     

洛阳新出大秦景教石经幢校勘

洛阳新出土唐代大秦景教经幢残石一件,上刻祝文、《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经幢记》。残石经文可与敦煌遗书《景教宣元本经》相对照,进行补订校勘。《经幢记》记载了立经幢的原委、经过、参加人员及迁举时间。它的发现为研究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佛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状况,特别是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