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与1887年中葡条约

１８８７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控制第一次有了条约的依据。其实，葡萄牙并无实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一个涉及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之所以在澳门问题上对葡方作出重大让步，主要是因为随着鸦片贸易的增长，鸦片进口税对清政府财政经济日趋重要。为实现鸦片税厘并征，进一步增加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迫切需要葡澳当局的配合。为此，清政府不惜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接受了葡方对澳门的要求。     

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我国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皆下降过多,削弱了中央财政调控能力;“诸侯经济”逐渐形成,盲目生产,重复建设;中央与地方财政职责不明,相互挤占,影响财政体制稳定;以基数法核定收支,缺乏科学性等。财政体制改革的远期目标是,建立在分税基础上,以中央财政为主导、地方财政独立的分级财政。改革的近期对策是,调整和完善各种包干办法,提高中央财政调控能力;改基数核定法为因素核定法,消除地区间的“苦乐不均”,以及进行分税制试点。     

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

在中国,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导致王朝政治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晚清湘军集团的崛起却导致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的政象,使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因此,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还应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     

从统税政策看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阶级本质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巩固其统治地位,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裁撤厘金,实行统税政策便是其中之一。如何认识这一措施?台湾史学界对此评价甚高,认为“裁厘改税”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笔者不敢尚同。本文试图考察裁撤厘金及实行统税的前后过程,以及统税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影响,从中揭示国民党政府的阶级本质。一厘金制度是清政府于1853年开始实行的一种临时货物通行税。清朝末年,国力日衰,财政枯竭,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特准湘军于当地设卡抽税,以弥补军饷之不足。     

分税制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分税制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石佳能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实行的分税制，重塑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格局：分税制按税种将收入划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按照事权把各项支...     

清末民初县级财政的出现与公款公产的转变——以江苏省宝山县为例

清末民初,江苏省宝山县财政收入的来源和征收方式、支出方向,负责的部门以及与上级财政系统的关系,既延续了晚清时期的传统,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预备立宪阶段,中央政府虽然明文规定了中央财政与省府州县城镇乡地方财政的关系,但在省与州县、县与乡镇这些更细的层次的划分却是混淆不清。在推行自治清理收支的过程中,很多原属地方士绅自我管理的产业被纳入地方财政系统中,从而引发了很多纠纷,部分旧事业的功能和公用被取消或抑制,部分则继续发挥其原有的功能。在以上转变和博弈过程中,地方公营事业和财政系统都相应得以调适。     

试论晚清政府的禁赌主张与措施

赌博猖獗是晚清一大积弊，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定。晚清政府视禁赌为一要务，考察晚清政府禁赌之态度与行动，大体上经历了严禁——驰禁——再行严禁的“马鞍型”历程。晚清政府的禁赌举措从立法、保甲、教化及兴工艺等方面多管齐下，然而，禁赌终归失败，政治腐败是其根本原因。     

《孽海花》中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之内因浅析

《孽海花》历来被公认为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在表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中，都不同程度地隐含了对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与揭露。试图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官员的昏庸无能、上流士绅的风尚三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内在原因。     

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

晚清之际,东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侵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海权。在与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晚清政府的地方政府官员运用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列强交涉,最终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向国际社会宣示对西沙群岛的所有权。与此同时,晚清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和各国的海上实践,提出了"水界"区、渔业区等海域主张,以捍卫中国南海权益。晚清政府维护东沙、西沙群岛的一切措施,都符合近代国际法的"自护之权"以及"条约"确定的领土界限和领土所有权等准则。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外交斗争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清铁路公司运营阶段的税费负担考察

晚清时期税收制度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安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铁路公司需要根据规定数目进行报效、部分线路“代商纳税”进而被迫转嫁税负、尝试开办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从实践层面而言，报效和税负转嫁构成了铁路公司的实在负担，但清政府曾经尝试的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却不了了之，只是停留在规划阶段。就报效和税负转嫁而言，报效从清朝前期作为清政府临时性的筹款方式到晚清时期对以铁路公司为代表的新式企业以营业税的形式被常态征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朝税收制度的变化趋向；税负转嫁则意味着不良税制对于铁路运营事业的一种制约性影响。总体而言，对于晚晴铁路事业而言，在不完善的税收制度安排下，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造成了铁路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     

动态的平衡: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管理举措探析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的管理过程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管理者的身份在不停地置换,其权限也没有严格的界定。府、县学的教谕、训导虽对学田的管理负主要职责,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有着种种不便之处,而缺乏行政权威更导致学田屡遭租户抗佃,只得向官府求援。地方官府对官学学田的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但直接划拨学田,还以收取学租银的方式将官学学田的收益处分权压缩,力求在全省范围内均平学租的发放。与官府插手学田管理相伴而来的是胥吏的贪墨侵渔,这是一个无法根除的痼疾。为保证官学学田的正常运行,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制定了诸多措施,但收效甚微。     

从晚清金融风潮看今日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在近代中国又被称为＂金融风潮＂。自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逐步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先天不足,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接连发生多次金融风潮。晚清发生的三次金融风潮,系由企业经营亏损,钱庄倒闭,商业欺诈,股票投机等原因造成,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影响,极具金融危机的代表性。因此对其进行解读,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黄遵宪：渐进主义的地方自治构想

黄遵宪是“清末”预备立宪前现代意义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尝试者,他创立了以“自治其身,自治其乡”为起点的逐级推进地方自治的思想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地方自治的经典模式。黄遵宪对地方自治的最初认识始于1877年,其以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随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地方政制做了细心体察。他认为,中国贫弱源于政弊,政弊之端又在官集权于一身,致使民权丧失、民智阻塞、民气不昌、民力衰弱。而破除政弊之道在于伸张民权、开启民智和壮大民力,破除政弊之法又首在地方自治。在他意愿中,“自治其身”可以养成国民自治资格,“自治其乡”足以奠定自治的基础。它是破除专制集权的开端和赋予民权方式,最终使中国走向立宪政治的途径。     

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出与财务监管

清代中央政府在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投入和财务监管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构成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又一方面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以档案资料为据,就清廷对西藏的财政支出政策、项目、数量和特点,以及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的财务核查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介绍。     

清代苗疆土地政策的嬗变与帝国权威的下移

屯田是清政府贯穿始终的苗疆土地政策。乾咸时期,清政府在苗疆采取“抑客护苗”的政策,如汉苗隔绝措施、汉民禁侵苗产、规范汉苗土地交易契约、严控汉民置买苗产、打压高息借贷、严惩流官渎职等来保护苗民的经济利益,维护苗疆的政治稳定。从留存的清水江文书可知,咸同“苗乱”之后,中央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善后措施,将苗疆田产分为常业、本业、屯业、存业、叛业、绝业等。与清代前期实施的政策相比,体现出帝国权威不断下移,直接触及到苗疆乡村社会。     

晚清田赋负担水平若干问题的考察

晚清时期,政府统计的田赋收入由约0.3亿两渐增至0.5亿两,而实际征收的田赋估计要增加1倍。与此同时,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农业产值也有明显的增长,清末实际征收的田赋额尚不到农业产值的3%。从这一角度看,田赋负担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由于耕地占有不均,大量的农业剩余为封建地主所有。此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减少和人均农业产出的下降,晚清田赋实际负担水平较清代前期有较大幅度下降的观点并不成立。     

清代部费问题研究

“部费”是清代陋规的一种,在钱粮奏销、官员升调、刑名案件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部费成因复杂。与清代财政体制、胥吏设置以及人才培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部费的存在,在给清代财政、吏治等造成消极影响的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清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清厘此弊,但并未取得可观成效。清后期,部费渐有公开、合法之趋势。     

清代东北社会秩序的逆转——同治年间之大动荡

清朝同治年间,东北地区陷入空前的社会大动荡,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严重;剥削加重,经济萧条;防务空虚,封禁失败,局部开禁,管理滞后;流民激增,民风下移,恶俗泛滥;武装举事频发,社会治安失控。这一时期的乱局,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清廷封禁政策遭受冲击,名存实亡,不得不逐步开禁;整饬吏治,变通官制,增设治民机构,弱化了地方矛盾。诸种变化显示,清廷在战略上,不仅视东北为"龙兴之地",更突出其"边疆"地位。在社会意识上,"民族"意识逐渐淡漠,"区域"意识在增强。另一种影响,则是马贼胡匪时而肆虐,从清末到民国,持续未绝,难以根除。     

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

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完全没有财政收支自主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要是派遣御史台官员、监察使臣、以他官摄御史出巡进行事后监督。由于财政监督的法制依据比较健全,地方官员的财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监督陷于瘫痪。其后唐朝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依据、监督执行主体、监督范围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