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

"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术理想。这需要在反思百年文学史写作中发现其软肋。由此提出富有针对性的重绘文学地图三原则:一是在原本比较重视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二是在文化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三是从文献的验证中,深入到文化意义的透视。其中有两条重要方法:一曰破解精彩,一曰追问重复。由此所重绘的文学地图,是一个现代东方大国与世界对话和交往的升级版的文化身份证。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访谈录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杨义先生近年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 ,围绕这一命题 ,杨义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的形成谈起 ,具体形象地论述了“重绘”说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容、理论方法 ,以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话题不仅涉及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基本认识的一些问题 ,而且也涉及了古今诗学、叙事学、图志学、文学史观、文明史、民族文化等问题的许多方面 ,内容丰富 ,新意迭出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

过去的文学研究基本上侧重时间维度,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目的就是强化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一,关于文学时空结构。文学地理学涉及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作家人生轨迹的变化、文化中心的转移等空间方面的内容,这些空间因素影响了文学的书写和叙事方式,同样题材的故事,如果从空间维度进行解读,就可以读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二,关于文学动力系统。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但过去的文学史只重视中原文化动力系统而忽视了富于活力的边缘文化动力系统,只重视汉族的书面文学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由《崔莺莺》到《西厢记》,文本中体现出的婚礼观念的非经典化,就是少数民族的婚俗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体现。三,关于文学的精神深度。文学史上某些固定的结构模式固然有其审美要求及叙事谋略,但更涉及到中国文化深层的问题,只有把握到这些深层的文化意义,才能达到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深度考察。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杨义先生访谈

问:杨义先生你好,读了你的大作《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3年) ,很受启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你是什么时候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构想的?中国的文学研究已有很长时间,你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一构想?杨义(以下称杨)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构想或理念的提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我多年来从事文学研究,不断进行探索、思考的结果。我从事文学研究2 0多年,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中国古代文学,从叙事学到诗学,又到图志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把这么大的学术系统整合起来,就需要一个整体的…     

中国文学地理中的巴蜀因素

文学地理学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应关注巴蜀,关注重庆。     

以“边地”视角重绘现代文学地图的成功尝试——评王晓文新著《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

<正>在当前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学术思潮中,探讨边地中国的文化和边疆民族的生存状态、文化精神,发掘边地文学的独特魅力与文学史价值,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引起学界关注,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王晓文新著《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版)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该著立足于"边地"视角,以大文学史视野观照现代文学原生状态,以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建构"文化边地"的学理体系,在对现代边地小说进行文化解读和审美探寻的基础上,深入     

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承研究

与文本文学有别 ,民间口头丈学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文学样式。在现代 /后现代的语境转换中 ,对民间口头文学真实的传承方式作深层观察 ,以拓宽我们的文学研究视野 ,重绘新的文化地图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徐新建教授访谈

从2010年6月第五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的举办,尤其是2011年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题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走向从“破学科”的边缘批判走向创建新兴交叉学科理论模式的新阶段.其中,“表述问题”成为了反思以文字为中心之“文学”观的理论起点和回归人类多元表述,尤其是如何“表述中国”的新契机.对此,学者们纷纷从案例、学理和方法等层面展开对话.本文围绕表述问题进行,也是这些对话的呈现之一.     

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

“哲学”与“文化”亲缘的最深厚根基,在于人类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要求。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透过文化对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以期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热”催生了中国文化哲学兴起,近20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其深化的因素。面对当代人类的现实发展,文化哲学应当体现文化实践与哲学反思的双重自觉,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共同致力于文化哲学的深化。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衣俊卿教授的《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一文,从学理层面提出了文化哲学的三重理论思想资源,即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世纪期待文化哲学的理论突破与创新;笔者的论文《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认为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因此,应当从人类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出发深化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唐少杰教授的论文《文化反思与社会记忆》,则考察了作为文化哲学研究视域的“文化记忆”问题,读来引人深思;王海洋博士的论文《虚拟交往反思延展文化哲学的时代维度》,则集中讨论了当代网络文化实践所引发的虚拟交往的文化哲学问题。     

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

“哲学”与“文化”亲缘的最深厚根基,在于人类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要求。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透过文化对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以期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热”催生了中国文化哲学兴起,近20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其深化的因素。面对当代人类的现实发展,文化哲学应当体现文化实践与哲学反思的双重自觉,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共同致力于文化哲学的深化。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衣俊卿教授的《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一文,从学理层面提出了文化哲学的三重理论思想资源,即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世纪期待文化哲学的理论突破与创新;笔者的论文《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认为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因此,应当从人类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出发深化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唐少杰教授的论文《文化反思与社会记忆》,则考察了作为文化哲学研究视域的“文化记忆”问题,读来引人深思;王海洋博士的论文《虚拟交往反思延展文化哲学的时代维度》,则集中讨论了当代网络文化实践所引发的虚拟交往的文化哲学问题。     

虚拟交往反思:延展文化哲学的时代维度

“哲学”与“文化”亲缘的最深厚根基,在于人类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要求。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透过文化对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以期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热”催生了中国文化哲学兴起,近20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其深化的因素。面对当代人类的现实发展,文化哲学应当体现文化实践与哲学反思的双重自觉,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共同致力于文化哲学的深化。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衣俊卿教授的《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一文,从学理层面提出了文化哲学的三重理论思想资源,即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世纪期待文化哲学的理论突破与创新;笔者的论文《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认为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因此,应当从人类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出发深化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唐少杰教授的论文《文化反思与社会记忆》,则考察了作为文化哲学研究视域的“文化记忆”问题,读来引人深思;王海洋博士的论文《虚拟交往反思延展文化哲学的时代维度》,则集中讨论了当代网络文化实践所引发的虚拟交往的文化哲学问题。     

从文化记忆到记忆文化

“哲学”与“文化”亲缘的最深厚根基,在于人类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要求。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透过文化对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以期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热”催生了中国文化哲学兴起,近20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其深化的因素。面对当代人类的现实发展,文化哲学应当体现文化实践与哲学反思的双重自觉,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共同致力于文化哲学的深化。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衣俊卿教授的《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一文,从学理层面提出了文化哲学的三重理论思想资源,即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世纪期待文化哲学的理论突破与创新;笔者的论文《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认为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因此,应当从人类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出发深化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唐少杰教授的论文《文化反思与社会记忆》,则考察了作为文化哲学研究视域的“文化记忆”问题,读来引人深思;王海洋博士的论文《虚拟交往反思延展文化哲学的时代维度》,则集中讨论了当代网络文化实践所引发的虚拟交往的文化哲学问题。     

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

当21世纪之初文学地理学渐成"显学"之际,由文学地理研究实践引发的学理思考,到文学地理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体系建设,尤其迫切需要在相对滞后的理论建构方面取得重点突破。本文基于文学地理学的内在需要与学理逻辑,重点借鉴和重释杰弗里·马丁所归纳的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炼的文学地图的双重空间概念,然后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并以此为重建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提供理论支持与启示,同时藉此对影响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关键问题作了新的反思和辨析。     

对弱势学科与方法论的思考

近 20年来, 辽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与中国古代文学其它学科相比, 辽金文学研究仍处于“弱势”, 如何加强弱势学科的研究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第三届中国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于暨南大学召开之际, 我们约请了辽金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希望通过对以往研究得失的回顾与反思, 为这一弱势学科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当下文学“语不惊人”的本质原因——当代文学问题研究之四

中国文学自1990年代以来,从“失重”到“躲避”,再由“边缘”到“失语”;进入新世纪,更是越来越沉沦。中国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外部的浅层次的问题,更重要是文学自身的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文学对民族文化的疏离,文学可能会成为语言空壳;二是文学对中国问题的忽略和忘却,大大减少了现实中国问题的印记;三是文学思想的贫乏与精神的萎靡,文学难以承载起文学的声名。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比特世界的诗学》简介

《比特世界的诗学》（欧阳友权著）于2009年10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三个部分。上篇讨论的是“数字传媒下的文论转型”,试图在一个纵向的“史”的维度上,辨析数字媒介出现后带给当代文艺的历史性变革;中篇“网络文学的本体论”探讨了备受关注的网格文学的本体与本性问题．在学理逻辑上坚守的是一个横向的“论”的思辨维度;     

性别视角下的“中国风”原创绘本经典重述

“中国风”绘本作为原创绘本里异军突起的一支,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经典更为道地的理解与重述获得了童书消费者的较高认可度。在以重述经典见长的“中国风”绘本中,作为文本重要维度之一的性别书写,整体而言仍然沿袭了传统脚本、文类的性别话语惯习。但近五六年来,“中国风”绘本内部一种标志性的“创新”重述就体现在“性别”这一牵涉最广的身份分划及其叙事中。其主要表现为民间童话重述脚本中颇具“性别翻转”意味的、具有强力量的女性主导者新传奇的缔造,以及文人经典重述脚本中女性视角、呈现女性欲望故事的生发和“超性别/双性同体”文本的增多。这些变化为当代文学性别叙事和“中国经典”的重述拓展了新的思维和疆域,为性别平等叙事增添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