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政府舆论危机及其治理原则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网络社会政府经常面临的一种新形式的危机.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实质是政府形象危机问题,与公共事件危机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由于受网络信息串联、群体集化的影响,政府网络舆论危机与其他媒介所产生的危机也有不同的特征.政府网络舆论危机虽然危及政府能力体系的发挥,但是也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对话创造了机会,为政府与公众之间重新互相理解提供了契机.只要及时科学地处理危机,稀释危机效应,通过理性的协商与对话,还是可以在新的高度上重塑政府形象,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     

电视新闻传播参与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新闻1+1》疫情报道为例

现代社会危机管理体系中,电视新闻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应急管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央视《新闻1+1》作为传播观点和思想的权威新闻言论节目,快速反应、独家采访、理性解读,协同政府在危机治理的进程中实现议题共振、议题衍化,发挥了主流媒体在重大危机事件传播中一锤定音、引领方向、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以疫情期间《新闻1+1》107期节目为研究对象,以斯蒂文·芬克的危机传播四阶段为框架,分析《新闻1+1》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引导达成的危机协同治理功效与舆论引导力度把控,同时发现节目在危机预警、监督议程向度等层面的不足,建议完善媒体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宏大视野、强化专业主义精神,形成媒体参与政府危机协同治理的最大合力.     

自媒体时代法制事件的舆论形成模式及疏导策略

自媒体时代法制事件的舆论具有即时性强、多元化、主观化、涉及社会各层面的实践活动等特点。从传播学视角看,公众、媒体和政府在法制事件舆论的出现期、爆发期、扩散期和终结期有不同的表现,三者相互作用促使舆论形成。基于法制事件舆论的特点及其形成模式和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公众、媒体和政府要进行良性互动,媒体要履行对舆论信息把关的社会责任,政府和媒体要发现并培养知法、懂法和擅长释法、传法的意见领袖。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研究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控性、高关注性和非常规性等特征,具有其它新闻事件新闻发布达不到的强大社会影响力.新闻发言人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及时、准确、全面、权威地发布信息,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避免相信传言和谣言,进而拥护、支持和配合政府处置危机;有益于媒体在危机事件和公众间发挥正确的桥梁作用,避免恶意炒作,进而站在政府和危机真相的一边引导舆论;有利于政府驾驭舆论,稳定局势,避免危机事件还没有妥善处置,又冒出新的“传播危机”,进而迅速、妥善地处置危机.本文从功能、原则、策略、步骤四个维度,对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进行研究.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媒体社会责任绩效评估

新闻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在最大限度上减小危机的损害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共危机中媒体社会责任的履行涉及到政府、媒体自身以及公众三方,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构建政府、媒体、公众角度的绩效评估指标,分析了其运用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

信息公开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收集是政府危机决策的依据,信息发布是稳定社会情绪、调动社会力量共攘危局的手段,但是,政府、媒体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对于信息公开的不同态度。信息公开的过程就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整合利益、达成共识,提高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的水平,才有利于促进公共危机的治理。     

政府在推进和发展低碳经济中的责任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能源危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亟需政府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履行其责任.所谓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在特定法律框架下运用公共权力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局势和社会公众需求,并承担相应公共责任和义务的行为整体.它包括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制度责任、道德责任、国际责任等方面.     

危机传播中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

危机传播是政府、组织、媒介和公众获取与交流危机信息、实现各主体的危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在危机传播和危机治理中,政府居于主导性地位,其舆论引导的效能关乎危机能否化"危"为"机"。因此,在危机传播中政府需要做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和接受监督的治危行事理念,坚持透明公开、主导协同和多方合力的原则,并采取正确的舆论引导路径,如此才能有助于危机事件的顺利解决。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是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要承担的道德和道义上的责任.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产生的依据是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价值目标、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职能优势,以及政府自身公信力建设的需要.在公共危机产生和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政府的伦理责任都有所体现.     

公共突发事件媒体危机传播策略探析

公共突发事件媒体危机传播策略是对媒体综合实力的检验和体现。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充分发挥媒体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的功能,协助政府做好形象塑造及受众心理教育,是媒体进行公共突发事件危机传播的重要策略。     

论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社会控制功能的失调与重建——基于社会化媒体的视角

新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用户规模飞速增长,使传统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遭遇到巨大挑战:舆论生成模式发生改变;舆论引导难度增加;传统大众传媒的公信力遭受质疑,进而导致其社会控制功能失调。其功能重建应当从传媒、政府与社会成员三个主体加以考虑:传统大众传媒应主动与新媒体形成互补与相融,重拾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双重任务,新媒体应积极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做好用户培育与信息初步监控;政府应主动积极与商业性社会化媒体合作,打造公众参与平台,并运用新媒体技术对越轨信息进行深入监测与分析;社会成员应加强理性与自律。只有三者共同努力,才能使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如何界定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国家本质、人权保护、服务型政府,以及政府的职能与能力等方面论述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对政府责任、企业责任和其他组织的责任进行了界定,对政府责任的层次进行了分析.     

网络舆论危机与"六种效应"化解

目前,网络舆论已成为公众认识社会的重要意识参数,也成为大众传播和政府行为重要的意识指示器.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既是引发政府公信力危机的"催化剂",又是化解危机的"灭火器".面对突发事件,政府要借助网络准确地向大众传递危机信息,善用"避雷针效应",避免"蝴蝶效应",破解"屏蔽效应",重视"首因效应",强调"互动效应",化解"破窗效应",及时抵御和防止负面舆论和谣言的蛊惑与扩散,以赢得公众对政府采取的危机应对政策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梳理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论生成过程:公共话题聚合→舆论场出现→意见领袖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间互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过程进行分析,结合危机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社会设计等四种公共行政领域行动的模式,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设计出不同的处理方案,从而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决策机制.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福利体制与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关系研究——基于ISSP九个国家地区的实证分析

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6年政府责任调查数据,以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东亚福利体制下九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并提出福利责任态度影响因素的福利体制因素假设、个人因素假设,采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展开研究。研究问题为：不同福利体制下公众对于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特征是什么;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研究发现：福利体制因素会对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的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东亚福利体制下的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个人因素也会对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较为明显,表现为社会中相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因此,中国福利发展应采取政府主导、需要取向、多元参与的政府福利责任定位。     

论政府、媒体、公众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建立及其互交影响措施创新

政府、媒体、公众是影响社会舆论最为重要的三极,其复杂而相互依赖的关系共同构成舆论引导格局,任意一方的强弱变化都可能影响舆论引导效果,对舆论格局产生影响和冲击.本文在分析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产生互动关系的内在动力及交互影响的基础,对网络时代如何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提出一些建议.     

新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对政府危机管理也提出了挑战。在新媒体与政府危机管理的互动中,仍然存在着信息传播不客观不真实、新闻报道方式单一、媒体人的素质缺失、对新媒体关注不足、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备、信息公开和沟通机制不完善、公众容易受不实传闻的误导等问题。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媒体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新媒体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政府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完善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完善政府公共危机善后机制。     

金融危机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三种责任

金融危机使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压力增大,危机对社会保障制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扩大内需保增长,加强民生工程建设,是政府的责任与承诺;危机使企业社会责任面临大考,企业更应该强化社会责任。危机使工会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又有了新的意义和内涵,工会组织应努力协助政府、企业,维护好金融危机下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本文围绕金融危机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强化政府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工会责任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后疫情时代文明危机的消解与澄明——风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意蕴

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意义危机,知性科学把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以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去寻求超感觉世界的普遍规律,以单一程式化的知性思维去规定感性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风险辩证法是人类洞察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人类科学理性及其文明发展悖论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风险辩证法破译支撑知性科学的现代形而上学基因密码,揭示科学理性、风险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剖析现代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样式的现实生活前提,消解知性科学对个人生活选择的独断,澄明科学理性的感性存在论基础,赋予科学理性以人的感性光辉,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达风险社会现实、彰显生命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思想桥梁。风险辩证法面向风险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感性的现实生活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把握风险社会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奠定破解时代问题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类型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