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联动机制与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日股市间联动研究

通过混频数据技术(Mixed Sampling Data,MIDAS)将股市波动率和相关性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并用政策不确定性指数(policy uncertainty index)刻画长期成分,试图回答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波动与市场间联动的可能作用及其方式。以中日股市为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只受到本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日本股市却受到来自中日以及全球三个维度政策的冲击;中日股市之间相关性变动可以很好地被中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解释,股市间相关性的变动趋势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基本一致。为了避免金融市场受到来自国外不利冲击的影响,政府应降低其政策行为的不确定性以抵御来自市场外的冲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

借鉴REGARCH-MIDAS SK模型的建模思路及框架,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提出了REGARCH-MIDAS-CEPU SK模型,该模型优势在于可将高频日内数据与低频不确定性指数数据结合,同时考虑股市收益率的多种特性,能够准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理。采用上证综指收盘价日度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其细化指数月度数据,利用引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双因素REGARCH-MIDAS SK(REGARCH-MIDAS-CEPU SK)模型,实证分析总体和细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提出的双因素模型在样本内拟合与样本外预测实证中,其性能均优于现有双因素模型,说明该模型的提出具有显著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外,研究证明各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增加均会促进股票市场波动,其中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波动长期趋势影响较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股市波动对财政政策以及外汇和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较为敏感,由此可见四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理各不相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经济政策的制定、变动势必影响投资者与消费者的预期。文章采用FA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信息集涵盖了投资、消费、出口等在内的共69个经济变量自2010年以来的93个月度数据。结果显示,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存在反向作用关系,其中对投资和消费的冲击最大。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冲击与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研究

本文在DSGE框架下引入金融冲击,比较完整地刻画了包含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流动性支持政策的央行“政策工具箱”,并对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在不同外生冲击下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进行了系统考察。本文分析得到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在各种典型的金融冲击下,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均具有良好的宏观稳定效应;二是从政策实施的角度,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可考虑盯住银行存款的变动,并在政策操作上体现“及时反应、力度合理”的原则;三是从社会福利增进的角度,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政策的效果受到冲击来源的影响,总体上应对金融冲击的效果较好。分析结果初步显示了流动性支持政策作为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箱”一种辅助性金融稳定工具的可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政策不确定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分析

不确定性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的不确定性,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比较欠缺.文章从政策不确定性着眼,首先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而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相关数据,例证了政策不确定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能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一些建议,为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非对称性影响

文章将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季度面板数据相结合,基于混频面板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季度中不同月发生,农产品价格变化存在非对称性,即农产品价格对季度中第一月不确定性冲击为负向响应,对第三月不确定性冲击为正向响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季度中同月发生,各省份农产品价格变化方向基本一致,但是响应强度存在非对称性,开放度越高、农林牧渔总产量越低、消费者预期越高的省份农产品季度价格对季度中第三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即期增幅越剧烈,融资能力越强的省份农产品季度价格对季度中第一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即期下降幅度越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汇率改制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外部冲击沿汇率渠道向中国金融市场蔓延的概率不断上升。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基于汇率风险传染的网络特征,采用一种融合网络结构信息的变系数模型,以人民币为代表节点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汇率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EPU是影响人民币溢回效应的关键因素;全球EPU和中国相对EPU愈高,人民币受到的风险传染愈强;在EPU产生的影响中,全球EPU和风险来源市场相对EPU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相对EPU的影响相对微弱。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下行尚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日益自由化浮动下限制汇率共振的重要力量。在全球EPU呈现上升态势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改制仍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外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此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规制的强化将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信贷行为与风险承担关系的实证

文章利用2007—2017年我国22家上市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以及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贷款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受到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银行风险预估水平发生偏差,进而造成风险资产对银行信贷的约束机制失效。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及形成机理研究

借鉴Diebold和Yilmaz（2012）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思想，利用14个主要经济体2003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数据，测算了其溢出效应,并对形成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测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整体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该溢出效应对突发大事较为敏感，而对于可预期世界大事则较为迟钝。在控制了个体和时间效应后，进行面板固定效应的FGLS估计，实证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波动对溢出效应的偏效应均为正，且波动值的估计系数远高于水平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波动溢出效应。由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可知，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对外贸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值、波动值及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变大，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起主要作用的因素随之变化。为了更好抵抗来自其他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污染，各国应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减少国际依赖。     

金融周期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传导机制分析

通过构造相关经济指标分析金融周期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冲击-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包括:首先,在影响方向上,金融周期冲击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内部失衡指数和中长期资本流动会呈现顺金融周期的波动,而经常账户和短期资本流动会呈现逆金融周期的波动。其次,在影响程度上,金融周期对结构失衡指数的变动起到了"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体现在放大了经济内部失衡指数和经常账户的中长期波动,同时加剧了资本的短期流动。再次,在影响的数量方面,金融周期冲击分别能够解释内部和外部失衡指数近30%和20%的波动。最后,对这些结论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研究

文章结合小波分析和含外生变量的VAR模型,分析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影响的时频冲击效应。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滞后效应。在高频空间,冲击效应一开始为抑制作用,有一定的持续性,数期后方向改变,这个过程在反应期限内不断更迭;随着频率的降低,效应方向的持续性不断减弱,到高尺度时,影响方向呈现隔期正负交替。同时,冲击效应的强度随着频率的降低而不断加强。     

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研究——基于流动性创造效率的视角

文章从银行流动性创造效率角度评估我国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基于我国204家银行2002—2021年的数据,使用两阶段链式网络DEA方法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整体上,银行业流动性创造效率呈下降趋势,当前总体处于低位;不同类型银行间差异较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业务生成与流动性转换匹配最好,流动性创造效率最高;区域性商业银行因资金空转现象严重,匹配度最差,流动性创造效率最低;外资银行虽拥有较好的匹配度,但因业务受监管限制,流动性创造效率也较低。     

美国经济政策变动的全球效应分析: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视角

文章通过对比Baker等编制的多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选取更符合实际的EPU指数来表征经济政策的变动。然后,基于谱分析和小波分析,从不同周期上,测度了美国与全球、美国与中国经济政策变动的关联性。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和长期上,美国EPU与全球EPU互为Granger因。在中周期上,美国EPU是中国EPU的Granger因。因此,美国引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在导致其经济政策变动的同时,也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政策的变动。     

基于混频数据的日度经济不确定性测度及其应用

经济不确定性主要反映经济系统的不可预测程度,可以通过经济指标的实际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偏差进行测度。为及时测度我国的经济不确定性,本文提出一种同比形式的日度混频动态因子模型,将金融市场的日度数据和传统的宏观低频数据信息相结合,构建我国日度经济意外指数和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用于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非预期成分和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地,本文基于日度数据分别讨论经济意外指数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意外指数的正向变化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将加剧股市波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降低了全球技术溢出强度:基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20个国家及地区细分类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边数据,对比研究不同贸易类型技术溢出对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降低技术溢出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一方面,货物及服务进口贸易引致的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母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为0.0432,比货物进口贸易高77.8%,且两者作用强度经检验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技术溢出更为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后发现,各类贸易溢出仍能显著促进进口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技术溢出作用的强度,服务进口的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所受影响比货物进口高95.5%。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适当对进口贸易结构进行纠偏,挑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出口伙伴国是强化我国进口技术溢出吸收的关键。     

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金融资源可以通过价格和规模两种方式进行配置,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文章通过构造变参数模型,选取GDP、银行同业利率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三个变量,利用2006年1月至2015年6月的数据(或者通过频率转化的数据),研究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动态性;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均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经济增长影响具有差异性.     

国际油价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GARCH-in-Mean 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双变量的GARCH-in-Mean SVAR模型,将代表国际油价不确定性的变量——油价变动率的条件标准差,引入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来检验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国际油价的不确定性尚未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油价不确定性延长了油价变动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应缩短了其正面影响,而且,中国经济增长对油价正负冲击的响应具有不对称性。     

金融发展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发展因素的二部门经济模型,从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和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优化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198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金融资产规模越大,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越合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速度越快。因此,为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在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必须同时注意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和城乡金融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