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代、北宋山水画的地位与成就

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五代、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山水画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山水画家和一批具有丰碑式的山水画作品,在山水画表现技法和理论认识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发展。     

五代北宋山水画的空间意象研究

中国绘画空间意象思想的提出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宗炳的《画山水序》,至唐朝五代时期发展成熟。唐朝山水画的空间意象构图风格,经五代北宋画家的推波助澜,发展至鼎盛。五代北宋山水画较之唐朝山水画,更加注重对空间意象的布置安排,并通过对景物不厌其烦的布置安排,追求观赏者在游览时的趣味性,以营造可游可居的山水空间意境。     

从河南杂剧雕砖略谈北宋杂剧

兴起于河南的北宋杂剧,既是中国传统音乐由最具代表性的歌舞伎乐形式转向戏乐艺术形式的历史产物,又是中国戏剧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初级成熟形态。散见于河南各地的大量北宋杂剧雕砖,珍存了这一艺术样式极具典型意义的图像遗迹,为认识和研究北宋杂剧的兴盛与传播、北宋杂剧表演形态与结构以及北宋杂剧的艺术特征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感旧集》的辑录与雕印

2014年3月,《渔洋山人感旧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据清乾隆十七年雅雨堂刻本影印出版,上下两册,精装.此书初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是一部具有神韵理念的诗歌选集,由王士旗辑录,朱彝尊为之作序,后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卢见曾整理并刻印.《感旧集》从辑录初始,到稿本问世,到雕印出版,前后历经80年的艰辛历程,版本价值极高.一部《感旧集》将王士禛、朱彝尊、卢见曾3位文坛名宿联系起来.     

五代“盗贼”简论

五代是个多“盗贼”的时代。官府的压迫剥削、饥荒、军事活动、犯罪活动等,是引发“盗贼”的主要原因。“盗贼”虽有破坏社会秩序的一面,同时也有打击封建统治、保家卫国的一面。啸聚山林,借助宗教以发展力量并且向官军转化,是五代“盗贼”活动的显著特点。严刑峻法、残酷杀戮、以“盗”攻“盗”、利用地方力量防“盗”治“盗”及赦罪招抚,是五代时期封建统治者常用的治“盗贼”的对策,但收效甚微。     

“真主”观念与五代政局嬗变

真主观念是五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是与割据政权的僭伪帝王相对立的统一象征。其指称变迁先后经历了后梁至后汉真主身份飘移无定、后周真主当出中原、宋初真主应命而出三个阶段,时人的政治判断与举措言行也深受其影响与牵制。真主指称的变迁反映了政治局势的演变和中原政权统摄力的逐渐恢复与加强,体现了观念与现实之间的互动。     

“镜子意识”与北宋史籍刊刻

北宋对史籍印本的刊刻、传播,使其朝野上下灌注有强烈的"镜子"意识。宋人的史学意识上,首先表现为史学观念上突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其次,则表现为对"上天感应论"持矛盾辩证的批判态度。宋人的历史辩证思想虽不能挽救北宋王朝的灭亡,但却促进了宋人"历史直觉意识"的形成,进而宋代文人也从史籍印本中揣摸出简洁、形象、生动的古文师法。简概而言,历史赋予宋人的直觉意识是,创作者虽有"意旨"主导,但是创作走向及过程却是作者无法事先控制的,它取决于作者当下创作意识的瞬间呈现,是作者以生成的观念理解存在,是对历史生活"直觉"把握的结果。此种直觉意识,也使得宋人的诗词、文章有了更多的"新变"。     

北宋“太学体”新论

“太学体”,是宋仁宗庆历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文体。它是石介在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同时,把文风引向另一极端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怪僻。“太学体”在太学建立之后的形成、影响,以及欧阳修嘉二年（１０５７）知贡举与它所进行的斗争,是研究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课题...     

论北宋“盗贼”重法

“盗贼”罪是历代统治者打击的重点。随着统治经验的积累和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化 ,“盗贼”罪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逐步成为诬称农民起义的代名词。北宋是一个“盗贼”犯罪非常突出的历史时期。为了重点打击“盗贼”犯罪 ,北宋统治者制订了“盗贼”重法 ,以特别法的形式进行重法统治 ,并与法外用刑相结合 ,更突出了对“盗贼”罪的打击。     

北宋“导洛通汴”考略

沟通北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汴渠,是北宋朝廷的运输大动脉和生命线.为了确保汴渠的正常航运,北宋人曾作出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治汴的首要问题是治沙,而就当时生产力水平和治河技术来讲,他们还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导洛通汴工程的开通使汴渠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尽管受到洛河水暴涨暴落的影响有些不尽人意,但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效益,开创了中国运河史上以水治沙的先河,发明并应用了复闸和水柜济运等工程技术,这些都为明清时期黄河的治理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谢章铤论析南北宋之争

南北宋之争是明末至晚清词学史上的热点论题。谢章铤洞悉南北宋之争的由来和变化,通过揭示朱彝尊尚南宋之论的目的等,充分肯定了浙西词派提倡南宋词的历史意义,同时从三个方面对浙西词派后期偏尚南宋词弊病进行了批评。谢氏还从体式、语言、题材、风格等方面对南北宋词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略论宋代岭南陶瓷的大发展

宋代岭南陶瓷进入发展高峰,窑场分布广,器物品类多,釉色绚丽多彩,工艺水平提高,开启了美术陶瓷生产的大幕。岭南宋瓷具有造型“多”“新”“特”、装饰手法多样、题材丰富、形象生动等美学特点。社会安定、商贸发达、北人南迁、原材料丰富和陶瓷技艺的积累与改进,是岭南宋瓷大发展的原因     

唐初至宋中期城市修建扩建述略--兼论南北地区城市发展之异同

唐宋时期发生的社会变化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城市变化是这种深刻变化的一个集中表现。城市修建和扩建是古代社会经常进行的国家工程。从唐初到北宋初以都城为主的中心城市修建扩建的阶段性,政治中心东移与经济重心东南移过程中城市建造的对应,南北地区城市的不同特点,以及当时人透漏出的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有关城市发展的新信息等等,都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历史发展和演变丰富的内涵。     

唐宋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及其原因

唐宋是岭南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教育文化和商业文化等三个方面，但其总体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北方，唐宋政府对岭南开发的重视、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以及谪官在岭南的贡献则是唐宋时期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五代时期的江陵城

江陵曾作为唐代荆南节度使的治所、唐代南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高氏荆南政权的都城,对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江陵城城池的规模有所扩大,并且使用了砖城结构,添设了瓮城和敌楼,强化了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唐五代江陵城除草市之外,还有固定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市场的发达,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成汭还是高氏荆南的历任统治者都把通商作为其第一要务,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五代时期江陵城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形制及其变化。     

五代幕府文职僚佐

五代沿袭并发展了唐代幕府辟署文职僚佐的制度 ,大批文士进入五代幕府 ,这种局面无疑有利于幕府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地方节镇辖区政治、经济的运作。但幕府 ,尤其是地方节镇府蓄养大批文职僚佐也必然加剧分裂割据倾向 ,成为五代政权频繁更迭的一种隐患。幕府辟署文职僚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科举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文人入仕艰难的状况 ,入幕成为文士跻身政治舞台的主要途径。由幕府成长起来的大批文人政治家也为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的林业法制

“令”是现存隋法的基本形式，也是林业法制的基本形式。“弛山泽之禁”、“均田”、厚偿运河植树等规定，皆以“令”的形式表达。唐法律、令、格、式、格后敕并行，不少条文涉及林业，但与田制配套的植树规定则因田制变化在唐前期与唐后期显著不同。五代十国基本沿袭中晚唐的林业法制，但有其值得重视的特点，如后周、南唐、北汉视林业为生存发展之所需，一些规定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北朝时期与朝鲜半岛诸国的交往

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诸国就与南北朝频繁地交往。朝鲜半岛诸国遣使贡献方物，而中原王朝的使节 也出使诸国，并多次授诸国国君以封号，在此基础上，文化交流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