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的关键是权利与公平的角逐.罗尔斯坚持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正义即平等,分配正义是扩张政府权力勾销社会差别,实现普遍原则.诺齐克强调正义理论的个人权利基础,坚持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分配正义是持有正义.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考察诺齐克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角逐,正确理解分配正义理论,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具有重大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和公平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正义原则,尊重权利,坚持公平是影响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最大限度尊重以劳动和其他合法形式为取向的收入公正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和补偿功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分配原则的内在规定性.     

公平发展与减少贫困——分配正义如何可能?

公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困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公平不仅仅具有宗教、道德和哲学上的意义,还具有深刻的人性基础。不公平和不平等陷阱增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公平的法律哲学意义在于强调分配正义而不是结果正义,英国的公共制度建设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构建中国的公正社会秩序,减少贫困,需要包括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分配上的平等以及司法服务上的平等在内的法律制度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笔谈：当代中国公平正义问题探讨——公平之伦理真义的掘发与拓展

公平与公正、正义、正当等概念相近似，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和关系对待的范畴，它要求立意“公”的角度坚持“平”的标准去分配物质财富、社会好处，做到标准同一、一视同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平等与公正的论争及启示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平正义与以往各种社会形态下有产阶级所说的"公平正义"又有着质的不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平等与公正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厘清社会主义的平等、公平、正义与以往阶级社会的平等、公平、正义的区别,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有启示意义的。     

关于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的哲学反思

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是有差异的.正义作为一种理念,是最高层面的道德衡量标准,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公正在分配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分配原则和衡量标准,在社会生活中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公平属于基础层面的衡量标准,强调客观性,注重的是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带有明显的中性和"工具性"色彩.厘清这三个概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问题的理论阐述和实践应用具有积极价值.     

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构建有序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分配正义是关于社会是否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成员的权利与需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涉及社会的主要制度和政治、经济的安排能否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的政治议题.人类社会是一个分配的体系,各种社会物品,如权力、财富、机会、收入、职位等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平地分配,如何使人们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更有利于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构成了所谓的分配正义问题.而一个社会秩序的良好和有序与否,从其基础条件来看,就在于人们能否按照某种公正的程序平等地获得其社会生活必需的那些社会物品.就此意义而言,分配正义的问题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建立起良好秩序的社会就是一个形成了公正秩序的社会.探讨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将使我们对分配正义问题对构建和谐有序社会的意义产生更为理性和全面的认识.     

理想的传承:对平等与公平关系的思考

平等和公平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人们理解和运用这两种观念时,很容易将它们混淆。当代学者多是在"什么的平等"这一角度上看待平等的概念,而忽视了平等的本意和平等的价值。现代理解平等不仅指相同性,还包含了利益和差异的因素。平等作为理念给人一种永恒的理想,同时对普遍平等的现实效果考量衍生出现代意义的公平。现代意义的平等只有在公平、正义的框架下才有真实的内容。在这个框架下,平等为公平提供理念的支持,公平则成为平等思想的价值延伸。公平在价值上超越了平等,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社会公平的实现成为了当今人类社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公平是需要人类不断探索、实践的治世原则,是固守着特定平等的社会正义。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环境正义的公共政治向度——环境物品分配体系的制度安排

环境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环境政策本质上是对环境物品这一公共资源的再次分配.环境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环境风险的不公平承受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合理负担是主要的环境分配不正义现象,其根源于公民参与不足的政府环境决策体制、效率优先的公共环境政策导向、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政府责任缺失的环境物品分配结构.只有改变产生环境不正义的政治结构、调整环境资源配置机制、转变政府环境建设决策模式、明确政府在环境物品公平分配方面的政治责任、尊重公民的环境人权和政治参与权、完善公共环境服务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环境不正义产生的政治根源,实现环境物品的公正分配.     

农村与小城镇初等教育不公平现象及其治理

初等教育公平是无差别的个人入学机会平等原则和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平等原则的应然.保证初等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平等,其实质是对初等受教育者、教育过程和教育成功概率在法理上平等精神的体现.教育公平的内在规定性包涵了教育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一致性、差异性、补偿性等特殊性.从教育公平的内在规定性消解初等教育学校之间的差异,贯彻初等教育资源分配平等原则是保证初等教育能够公平发展的基本途径.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