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子兵法》的主要范畴

《孙子兵法》问世以来,表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倍受后人推崇。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范畴来揭示和把握战争这个客观现象及其矛盾发展,揭示了战争的某些本质和规律。这些范畴有:战略的“速”与“久”;战术的“奇”与“正”、“虚”与“实”;战斗手段的“攻”与“守”;战斗力的“强”与“弱”;军队秩序的“治”与“乱”;行军的“迂”与“直”;兵力部署的“专”与“分”;兵力数量的“众”与“寡”;将士处境的“安”与“危”。将士气质的“刚”与“柔”;战争结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论老子“道”的内在涵义

本文从概括“道”的本质特征入手,揭示出老子“道”的内在涵义就是规律。文章认为“反”是老子“道”的运动规律,“弱”是人们执“道”的诀窍,“天之道”与“人之道”的运作充分证明了这个观点。文章还试着分析了老子“道”学中“无”与“有”、“一”与“万物”、“恒名”与“可名”以及“静”与“动”几组相对应的范畴,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进一步肯定了“道”的内在涵义。     

《红楼梦》脂评的辩证思维

《红楼梦》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关于“脂评”的辩证思维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脂评”中涉及到的“繁”与“简”、“虚”与“实”、“避”与“犯”、“真”与“幻”、“忙”与“闲”等问题 ,都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方面。     

“意象”论的哲学底蕴

中国古代美学“意象”论是一个文化与哲学意蕴的范畴,经历了“物象”、“法象”、“形象”、“意象”、“兴象”、“气象”、“境象”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其本体是“道”,构成形态是“天人合一”,认知基础是“言不尽意”,与“立象以尽意”审美心理与观照方式是“玄鉴”、“神思”。     

对目前鲁迅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鲁迅研究出现“鲁迅热”与“吃鲁迅”之争。包括如何认识领袖人物的“鲁迅论”及有关鲁迅“远去”与“永存”、“修理鲁迅”与“捍卫鲁迅”、对鲁迅的“个人理解”与“经典理解”、“鲁迅现象”与“鲁迅资源”等热点问题 ,都值得探讨。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协调五种关系

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工作中,应协调处理好“授”与“塑”、“导”与“省”、“静”与“动”、“理”与“情”、“承”与“新”等五种关系。     

诗歌的属性与汉语的属性——周作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的诠释

“五四”诸大师中,周作人最早从有关“古文”与“白话”、“旧文学”与“新文学”、“旧诗”与“新诗”、“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相互对立互相取消的立论中走出来,也是最早超越文学的纯粹启蒙立场的“新诗”倡导者和理论建构者,他对于汉语诗歌在“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善”的效用与“美”的天性,尤其是对于汉语的属性与汉语诗歌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所作诠释和清理,至今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处理好几种关系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永恒主题。自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了传统文化热以来 ,人们对待传统文化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必须正确处理好“史”与“论”、“一体”与“多元”、“真”与“美”、“古”与“今”、“中”与“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科学的态度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架起一座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桥梁     

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看"给"对"与"的取代

在对《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里出现的 2 0 95例“给”字句 ,和可与“给”字互换的 5 6 8例“与”字句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论述了“给”对“与”的取代原因。认为“与”在动词介词中表现疲弱 ,而“给”的表现则很强劲 ;“与”在弱化了的动词中表现亦不如“给”。这使得“与”在各方面都丧失了与“给”的竞争力 ,最终被“给”取代。     

元儒程端学论《春秋》“小义”与“余义”简

元儒程端学除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详尽的阐发之外,还提出了“小义”与“余义”的概念,他认为《春秋》“大义”可以兼说“小义”,“正义”兼说“余义”,而“小义”与“余义”则不可兼说“大义”与“正义”,另外,他还提出了处理“大义”与“小义”的态度。这就丰富了《春秋》之“义”的概念与内涵,在《春秋》学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论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

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丰富而深刻。他认为作新民为第一急务,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兴学校为第一政事,办女学为学校本原之本原,兴女学具有“开民智”、“争平等”、“生民利”、“宜家善种”、“造就新民”等多重价值。惟有通过新式女子教育,才能培养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等素质的女“新民”。在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中,将“女德”与“女红”、“启蒙”与“救亡”、“立人”与“立国”、“小我”与“大我”、“实然”与“应然”、“经济独立”与“人格平等”结合起来,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议“城”论“市”

“城”与“市”的起源与发展。“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是指城市内外部形态,“市”既市场。市场是城市的基础,是城市的内容,也是城市的本质特征。“城”与“市”二者的名与实相互交融成为城市。即使“城”不在名仍在,只要有市场,仍叫城市,因此,“市”的实体概念和发展概念是“城”不可比拟的。     

论《老子》作为手段的“道”与作为目的的“德”的统一

“道”与“德”是《老子》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老子的“道”与“德”从根本上说是从手段与目的角度提出的。“道”的基本含义是“途径”、手段;“德”的基本含义是“得”,是获得。“道”在《老子》中区分为“常道”与“非常道”,“德”也相应地区分为“常德”与“非常德”。“道”具有消极的特性,“德”具有积极的特性,二者是消极手段与积极目的的统一。其统一的理论基础是矛盾相反相成的观点、循环论观点和自然之势不可违抗的观点。而春秋时代平民阶层所具有的负淘汰文化机制是其现实的生活基础。     

"异"与"同"辨--翻译的文化观照

“异”与“同”是翻译实践与研究涉及的一对基本概念。不可译往往源于“异”,而可译则基于“同”。与之相关,持不可译论者强调“异”,持可译论者则着眼于“同”。异与同的对立统一深刻地展现了与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通过“异”之概念的界定,可展示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揭示出翻译的跨文化本质;在翻译活动中,面对“异”与“同”之间的矛盾,文化立场的表达、翻译文本的文化重构和“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取舍构成了翻译主体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战国时期思想家苟子、韩非子文质观比较

荀子与韩非子韩皆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尚“文”重“礼”,韩非子弃“德”尚“力”,二者对“文”“质”之论阐发了不同观点。以本体、功用、主体、政道为观照层面,以“重质轻文”与“重文尚饰”、“以文害用”与“文质至备”、修身之“饰”与“法”度之约以及“隆礼重德”与“轻德尚力”为比较论域,对荀子、韩非子的文质观进行比较研究与文化阐释。对先秦诸子文艺思想的整体建构与文学史史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再释《左传》中“与立”连用之“与”

《左传》中有“与立”连用的句子共两处,诸多注书对这两处“与”的解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本注书中对其也是随文释义,这违反了词义的同一性原则,“与”有“一起承担”,“参与”之义。本文认为,“与立”连用中的“与”就是“参与,共同做某事”之意,而不可译为“辅助”,“自立”等。     

浅论王国维之“意境”说

“意境”或“境界”是王国维美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其中,“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写境”与“造境”是这一范畴的重要问题,值得深入地研究。     

“與”“与”考源

“與”字为“譽”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與”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與”简省而来的,“ ■”、“■”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