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交游考——与师长交游部分

宋濂说:“无师之学,虽多不工。”“师道之立,善人斯多。”他重视师承接受,十分尊敬老师,“终身称述师门不少量”。(吴之器《婺州书》)从少年到中年,宋濂先后师事包廷藻、闻人梦吉、方麒、吴莱、柳贯、黄溍等六位老师,搞清宋濂与他们之间的交游,对于了解、研究宋濂的生平与思想无疑是必要的。对今天建立新型师生关系也有借鉴意义。一、宋濂与包廷藻宋濂12岁师事包廷藻,深得包之常识;其后入府学,亦得包对他父亲之劝导。据《宋文宪公全集》卷23《南涧子包公碣》(以下凡引《宋文宪公全集》,只注卷次、篇名,不再注出书名)载,包廷藻(1265——1336),字文叔,号南涧子,义乌人,合肥包拯之远裔。清嘉庆《义乌县志》有传。廷藻性嗜酒,     

梦的诗学: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汤显祖戏剧理论的心理学阐释

汤显祖的戏剧作品可称为“梦剧”,他的《紫萧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都与梦有关,后三部甚至几乎全用梦来构建,而且,在理论上也对梦进行了总结.“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可以说是他梦的诗学的晶核.“情”,“梦”,“戏”三者之间关系紧密.“因情成梦”,“情”乃“梦”的前提和基础,它孕育并催生了“梦”,“情”是创作的巨大动因,是一种创作的内驱力;“梦”是“情”的转化和象征,即“梦”使“情”得到了宣泄与升华;而“戏”是“情”和“梦”的表现形式,即“戏”这种文学样式使“情”、“梦”这种沉浮于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体验外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在“情”、“梦”、“戏”这三者的关系中,人的心理现象中超现实的“梦”是一种中介、桥梁,它既是创作内容,又是戏剧创作的特殊形式,它使创作主体和作品中人物的心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南宋时期的《中庸》与道统——历史与学术背景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其哲学含义颇为复杂。从郑玄到二程、吕祖谦,尤其是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解释,现代学者对《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对于《中庸》的时代以及与子思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学者以及西方的汉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朱熹“格物致知”论析评

凡是分析朱熹哲学思想的论著,几乎没有不讲“格物致知”论的.但着重点却各不相同,分析评价也有较大分岐.本文拟从几个方面对“格物致知”论的基本精神做一些探讨.“格物”含义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大学·格物补传》为代表.因为据朱熹说,这篇《补传》是“窃取程子之意”而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写成的.朱熹公然将它补入《大学》正文,充分表现了他理论上的自信和对这段文字的欣赏.我们立论,自然应以《补传》作为主要依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

我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载《四川师大学报》85年3期)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朱熹与毛郑诸人在《诗经》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总的历史差异,认为朱熹是宋代反对毛郑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的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传统《诗》学发动了猛烈攻击.其攻击的焦点是《诗序》.《诗序》集中表现了汉儒的《诗》学观点,其意在于“君臣国政”,所以序者之于《诗》,一以“美刺君臣国政”为说,其“以史证《诗》”也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所谓“美刺”原则.而朱熹也正是以攻其“美刺”之说来展开对《诗序》的批判的.     

朱熹元教育思想发微

建立于书院教育基础之上的朱熹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这一教育思想与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朱熹教育思想实践中,表现为朱熹主张以“形而下”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指导,通过《小学》《大学》的学习,达到“为己成物”目的的初、中等教育;以“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的理想指向为鹄的,通过《中庸》的学习,达到“明诚两进”为目的的圣学(高等)教育.对朱熹《中庸章句》中呈现的理想色彩浓重的圣学教育思想,无论是文本的解读,还是意义的发掘,似乎长期被人忽视.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出朱熹的以“达贤成圣”为目的的这一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理论意义,甚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

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在其新民学说中,明明德是新民的基础,而新民是明明德的目的.从内在依据、主体、方法、心理基础与落实等方面可以看出,朱熹的新民理念具有明确的内在逻辑结构,对该结构的分析同时就是对“新民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派具有理论优势.不过,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其新民学说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缺乏一种分界观念.解决之道在于平衡君子的责任与个人自主.     

朱熹穷“理”三清山——兼论《读书有感》诗的哲理内涵

南宋淳熙三年(1176),朱熹登游怀玉山脉主峰三清山后而作的《读书有感》诗,不仅是宋代哲理诗的名篇,而且是朱熹“穷理致知”治学的一个明证。这首诗写成于儒道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后一年,表明朱熹的理学思想从此而飞跃飚升,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从《读书有感》诗的写成年代、朱熹穷“理”三清山的史实和朱熹理学思想飞跃的契机动因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以揭示朱熹“格物穷理”哲学思想核心的确立与完善的“顿进”过程。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吕氏大学解》作者考辨

由于杂于佛老之说、不是“孔子遗经、程氏发明之本意”,《吕氏大学解》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其《杂学辨》中所辨驳的“杂学”之一。然而,后人在判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时,却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朱彝尊、胡渭认为是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四库馆臣认为是“吕氏家学”中的吕希哲,王梓材则认为是吕希哲之孙吕本中。而从朱熹本人的著作里,我们就至少可以找到两条相关的证据,可以充分断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是吕本中。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期待的落差与角色的错位——论仕明前后宋濂心态的变化

以宋濂的人生起落为主线,从人生期待与角色扮演两个角度,可探讨其仕明前后的心态变化。儒者身份和济世情怀是宋濂弃元仕明的主要原因。明初,宋濂因政治影响而逐渐丧失儒者身份,沦为“文人”角色。这种不以文人自期而终归文人的心态变化,造成了宋濂文章由沉雄尚气到中正典雅的演变。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讨宋濂文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元明之际文化思潮的变动。     

元明之际金华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文章观 ——以危素《金华柳先生文集序》为中心

金华学派自许谦后,柳贯、宋濂、戴良等人由理学家转为文人,这是从黄百家开始学界对金华士人递嬗特点的普遍认识。但是,对士人人生遭际的表层印象并不一定符合士人主观的身份认同。就柳贯、宋濂等人的行藏与撰述来看,他们或仕进艰难、才不见用,却意外以文学显名;或世不可为,不得已操觚撰述以载道。他们都以儒者自命,坚守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或出仕行道,或尝试寻找儒与文的折中点,具体到文章观上,就是主张"道之文",坚持为道德仁义与礼乐刑政立言。虽然在方式上有所妥协,但积极行道的用世精神却从未动摇。     

同安悟道：朱熹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阐释

对于《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汉儒认为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意在强调“大道与小道殊异”而“学当以次”,有轻视“洒扫应对”之嫌;与此不同,北宋二程的解读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然而,从字面上看,二程的解读很容易引起困惑。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间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深入思考,并由困惑而觉悟。同安悟道在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朱熹由佛归儒的关键节点,也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起点,包含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最初萌芽,并为朱熹形成由“小学”而“大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由同安悟道发展而来,朱熹《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时,运用“理一分殊”概念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和发挥,强调君子教人不是依据所教内容之本末来确定教学的先后次序,而是根据学生能力水平的高低层次循序渐进。朱熹的阐释无论是在经典解读还是在义理发挥上都有所创新,不仅对后世《论语》解读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下的道德教育亦具有启示意义。     

郑氏家族与朱明皇朝

浦江郑氏家族在吴莱、柳贯、方凤、宋濂、方孝孺等浙东学派中坚理论扶持下,到明代初年走上家族史上辉煌的顶峰,被朱元璋誉为“江南第一家”,众多族人被封建阶级所倚重并委以要职,跻身于皇朝统治层中。本文试图在描述朱明皇朝与郑氏家族密切关系的史实基础上,分析一下朱元璋为何要扶植该家族的原因。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论宋濂对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论宋濂对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陈兰村宋濂是明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曾被“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其文学上之成就，当推传记文创作最为突出。《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收入以“传”为题的作品有６０多篇，还有以“记”或“录”为题的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