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势要占窝与边方纳粮制的解体

明代中期边方纳粮制的解体,究竟是由于叶淇变法即改行运司纳银制,还是因势要占窝、王府奏买食盐、太监织造奏讨盐引,以致造成大规模内外宫贩卖私盐所致的问题,殊值讨论。迄今为止,治明盐史者,大都依明代官修史书,将边方纳粮制解体归咎户部尚书叶淇的所谓“变法”,唯日本学者藤井宏另持一说,认为与叶淇无关。本文仅就“势要占窝”之一侧面,具体考察势要占窝的形态与边方纳粮制解体的关系。一、势要奏请开中势要奏请开中,起源于势要家人纳粮中盐贩鬻。按明制:在户部奏请开中盐粮则例公布后,势要官员家人按其规定上纳粮米,以获取贩盐权,这当与一般开中商人纳米中盐,本质并无区别。问题是,达官显要之家人倘若染指贩盐,势必凭藉声势,侵攘民利。因此,洪武时即规定监临官及四品以上官员家人,不许中盐营利,其目的不言而     

明代盐政与宁夏镇边防

明代的宁夏镇属九边重镇之一,军事地理位置颇为重要。由于明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于盐政,这就使得宁夏的边储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盐政。有明一代盐法变化颇大,就边储而言,最成功的当属食盐开中制。随着盐法的变化,尤其是在余盐买补制确立及叶淇变法之后,明政府财政收入不断萎缩,直至赤字,而宁夏镇的边储亦随之日渐空虚,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明政府的边防力量。     

徽商与开中制

读李则刚先生遗稿《徼商述略》(载《江淮论坛》1982.1),颇受教益。徽商兴盛在于经营盐业,李先生认为这与开中制相关,所言甚有见地。但是,说开中变法是在“成化年间”,变法后商入是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就与史实不甚相符,故撰写此文,对开中制的出现,开中变法及其对徽商兴盛的关系,略加论述,以求教史学同人。     

明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

明王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十分严密,搜刮也很严厉。盐税收入约占明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一、盐法明代天津盐法凡三变:明初“开中法”,明代中叶“折色法”,明末“纲法”。成化七年(1471),北直隶、陕西一些府县发生饥荒。明政府召天津盐商输粮于这些府县,规定输粮4斗给一引盐。这是明承宋元旧制召商输粮于边,以济军粮的开中制度。开中制的实质是天津盐商以力役和实物向明王朝换取盐业的专卖权。     

李泰伯疑孟公案的客观审视

一、历史公案：尊孟还是疑孟？尊孟抑或疑孟，可能是北宋中叶著名思想家李泰伯（１００９－１０５９）学术文化生涯中最聚讼纷坛的一桩公案。明代中期两位学者各执一辞的评点，或许有助于我们切入这一主题。经学家杨慎认为李泰伯是尊益的：“小说家载李泰怕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尝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内治论》引‘仁政必自经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论》引‘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富国策》引‘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潜书》引‘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广潜书》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论井田制度(续)

(4)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 “瑞辰按《齐风》‘衡从其亩’,《释文》引《韩诗》作‘横由其亩’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说文》:‘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又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或从十久。’又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是亩之一纵一横,实兼东西南北之象。此《诗》‘南东其亩’,盖言南以该北,言东以该西也。”     

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代自序（摘要）

我之关注大学问题,最早是因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而广为人知。但就学术思路的形成而言,则必须往前推十年。我的博士论文主要讨论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很自然地,牵涉到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梁启超以废科举开学校育人才为政治上的‘变法之本’;其实,这何尝不是文艺上的‘变法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说,     

明代盐业官商刍议

明代官员凭借政治权力经商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在当时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盐业,一直被权豪势要们视为利薮。他们诡名开中,倒卖盐引,走私贩私,致使盐法大坏,国课日亏,把名为国家专卖的盐业,变成了官员个人营利的工具,破坏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考察明代盐业的官商现象,对于进一步认识封建官商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危害,是很有意义的。     

论鲁迅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五四以来知识者心理模式的分析

在分析解体时代知识分子命运时汤因比说,“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而更其不幸的是,鲁迅虽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文明或社会,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西方,但他恰恰又无法摆脱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推敲”赘语

《诗话总龟》载:“贾岛初赴举在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欲作‘推’字,炼之未定。于驴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观者讶之。时韩退之权京兆尹,车骑方出。岛不觉行至第三节,尚为手势未己。俄为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推’字与‘敲’字未定。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退之立马久之,谓岛曰:‘敲字佳’。”此说向以为遣词用字之范例,语文老师也常好讲这个故事,说明用字要用响字;有的还发挥一下:动静相应,正体现出艺术的辩证关系。读《核工记》,有如下一段描写:     

王安石“三不足”说质疑

<正> 所谓“三不足”说,史学界差不多一致认为是王安石本人提出来的。例如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王文公集》的前言,就这么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的《晋阳学刊》,刊登了顾全芳同志的《评王安石变法》一文,也说:“变法期间,相传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所谓的‘三不足’精神,     

秦“数以六为纪”小议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始皇“数以六为纪”。并列举“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此说竟被一些史学家绝对化,往往要在一些秦代的其他事物中,找出六或六的倍数、甚至六的一半勉强去作解释。认为秦时“几乎任何事物均要与‘六’相配合”。其实,古人尚六,由来已久。先秦时代事物以六为纪的例证,举不胜举。远的不说,例如商鞅变法时,就改小亩(百步)为大亩(240步)。而这种亩制在商鞅前的晋国早就有了。银雀山汉墓出土的     

战国新兴地主阶级说质疑

一近年来,随着秦代简牍的大量发现,再结合《周礼》、《汉书》及诸子百家等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越来越多的同志主张:战国时期普遍实行的是国家授田制。如李瑞兰先生说:“大量的文献和出土资料证明,当战国之时,列国政府凭借对全国土地的直接支配权,以‘分田’、‘均地’、‘行田’、‘授田’等各种名义,普遍推行着国家授田制,可以断言,国家授田制是战国时代最基本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元代散曲的“趣”

<正> 黄周星《制曲枝语》云:“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李渔《闲情偶寄》则曰:“‘机趣’二字,填词(指曲)家必不可少。……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中国古代的诗词虽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一入调笑,易成“打油”,故唐宋诗词中虽有诙谐滑稽者流,但毕竟只占很次要的地位,且为人所轻贱。而在元代散曲中,诙谐风趣却成了一种主导风范,构成了其特有的审美标准。任讷《散曲概论》说:“散曲之重俳体,出乎异常。”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考异

关于匈奴的起源,《史记·匈奴列传》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     

明代世仆简论

<正> 阅读明代奴仆问题的史料,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世仆的数量大大增加。所谓世仆,是指那些世代继承奴仆身份和劳役、隶属于主人的奴仆。世仆并不是明代才有的,但明代确是世仆制大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奴仆的世仆化倾向。在明末清初的“奴变”风潮中,有的地区奴仆提出“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子孙”的口号,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世仆制,充分反映出明代世仆制已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拟从世仆的来源、身份地位、发展原因三个方面对明代世仆问题作一初步探索,就教于各位师友。     

明代兵制初探(上)

此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马自树硕土学位论文。文章主要研讨明代兵制问题,专家王毓铨同志给予充分肯定。他的评语是:“分析细致,依据的实,发前人所未见堪称一篇具有相当功力、富有见识的著作。如叙述兵之来源三类,并区别其不同处,很得要领。分析明代兵制中贯串着‘相维相制’的控制策略尤其糈辟……凡此都是皇帝防止武将专兵,颇寓分而制之之意。宋太祖‘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建军政策至明而极。第四部分虽非如前项之独出心裁,描述却淋漓尽致。文中亦有个别处论说照顾不尽周到,但无伤大体。”本文虽长一些,但值得一读。本刊这期登载前两部分,明年第一期刊载后两部分。     

把“合二而一”与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是超阶级超历史的错误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来自方以智[明末人]《东西均》之第24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見7月17日《人民日报》)艾恒武、林青山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見5月29日《光明日报》)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