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检察权性质与职能思考

无论从应然还是实然的角度,我国的检察权都应该定性为法律监督权,由于体制和法律规范上的原因,我国的检察权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境,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该保障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并对当前的法律监督职能进行细化和扩张。     

论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

1979年修改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明确而肯定的把人民检察院定为法律监督机关,并得到1982年宪法的确认。这是列宁的法制统一理论和我国法制建设历史经验的结合,也是我国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的重要标志之一。十几年来,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法律监督性质淡化、法律监督权行使不力的倾向,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需要强化法律监督权来保障。     

民主监督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广东省蕉岭村务监督制度的实践为例

自2007年起,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纪委创造性地在当地开展＂村务监事会＂试点工作,使得监事会对村务的监督权得以落实并形成与决策权、执行权分列的村级＂三权分立＂状态,增强了村委会的公信力,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蕉岭县的村务监督工作制度和实践经验,对指导当前村级民主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预防村官腐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群众利益、保证新农村建设顺利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实践证明,村务监事会今后还应在规范监事会的监督权力来源、监督流程、建立对监事会监督工作的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中国检察权规制的理性思考

科学、合理的检察权规范制约机制是实现检察职能、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当前中国深化检察改革的重点和着力点。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中国长期权力文化中负面因素的消极影响,目前中国检察权运行中仍存在检察理念缺失,检察权与其他权力配置不合理,法律监督权偏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权正当行使和科学发展。因此,有必要从理性的视角对检察权作进一步检讨,以期改革、完善检察权,实现对检察权的合理规制。     

新形势下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理性思考

新《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等法律、司法解释的颁布,使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本次民诉法修改对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权能、权力实施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的规定过于保守和粗陋,使得该权力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受到阻碍。这种弊端导致了检察机关内部职能行使的模糊及与外部权力关系的紧张,也损害了诉讼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鉴于此,本文将以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为目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发展历程,立足于新修改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运行现状,分析问题的成因,提出以观念上更新、立法上丰富权能,体制上实现权力平衡和权利保障为主要内容的权力架构模式。     

论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唯一贯穿于我国刑事诉讼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最鲜活的体现。但长期以来,这项制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上存在被虚置的问题,实践中也被严重弱化,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学者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职权。但是,从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强化法律监督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角度来考察,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不仅具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必要性,即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合理的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应该以分权制衡、程序公正、权利救济、人权保障、法律监督这些基本理念为理论基础,坚持合宪性原则、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协调统一原则。同时,在这些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上,调整刑事诉讼原则,全面确立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地位;改革检、警关系模式,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也进行必要的改造;并且按照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的自身特性,成立专门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部门,以实现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专业化和专门化。     

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冲突及司法规制

在民主选举、基层管理之外,新时期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还应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权利保障.当代中国农村权利体系的不断发展是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一个亟须关注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领域.同时,法治话语下村民自治的权利冲突现象也需要一种理性、审慎的法律力量予以纤解.从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目标来看,乡村治理的司法救济体系应在程序选择上予以修正.     

浅谈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监督

现行行政监督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事前、一般性监督 ,既不利于对经济活动有效管理 ,也不利于市场经营者的独立主体地位的落实 ,应本着“非违法不介入”的原则建立一种“消极事后监督”机制 ,将专门机关监督的执法行为同群众投诉行为相结合 ,形成合力监督系统 ,保障行政监督权的行使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村法制建设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途径

公平正义始终被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法律制度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法制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法的价值.因此公平正义必然成为社会制度建设子系统的农村法制建设的核心价值和实现目标.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造成了城乡贫富差距,也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地位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存在不对等的社会现实,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村主体尤其是农民在权利平等方面有所缺失.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因此在农村法制建设中绝不能将法制建设的平等原则简单地加以重复和适用,而应当通过健全完善的相对独立的农村法律制度体系;实现利益反哺,树立利益补偿理念;实现差别对待,立法向农民农村适当倾斜;完善立法程序,畅通农民立法参与途径,使农村法制建设的公平正义目标得到实现.     

论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的缺失与保护

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获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城乡教育费用的负担不平等及国家义务履行不到位三个方面。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缺失的主要原因。应该借鉴外法域的成功经验,关注中国农民群体的权利保护,在政策和法律上赋予农民平等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也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农民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而实现全中国共同富裕的目标。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法检顺位”规定之质疑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审判监督程序作了重要修改,特别是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的顺位问题,即规定当事人只能先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再审裁判有明显错误时,当事人才能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这就确立了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法检顺位”模式.但是,这一立法创新并不符合审判监督程序的立法目的,对当事人也构成了诉讼权利的强制行使,有违再审启动诉权化改造的初衷,也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该在未来的立法中予以矫正.     

以政治建设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

当前新农村建设陷入了"形式化"困境.其根源在于缺乏政治建设的跟进.要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必须把政治建设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议题当中,着力调整与完善与农村社会相对应的基层政治体制、政府运行机制以及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新农村建设应该包括五大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而政治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还权于民,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保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成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国涉农网站不断增多,但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却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农产品电子商务业务层次总体水平不高,农民上网比例低,上网设备少,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安全存在隐患以及农民电子网络营销观念落后等方面.为解决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业企业经营规模和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必须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行法律保障.为此,应该通过完善维护农民经济权利、教育权利、网络安全的法律制度和相应配套的法律制度体系,转变农民农产品交易网络化的观念等方式,保证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论网络反腐的公民参与机制

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公民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参政与议政权、监督权、检举权的表现,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客观要求,具有法理依据。公民通过网络反腐来与腐败行为作斗争,它在取得巨大效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其侵害隐私权的质疑。当前中国网络反腐存在网络举报反应机制不健全、网络曝光信息规整机制不完善以及公民网络反腐的非理性参与等缺陷。公民网络反腐必须要依法进行,只有受到相应制度的规范才能更好地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但是,当前中国相关制度不是很健全,需要通过规范网络举报行为,建立网络反腐互动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完善中国网络反腐的公民参与机制,以促进网络反腐朝健康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应然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建立、撤销、重新建立的历史证实,弱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必将造成法律运行的混乱,这有悖于中国权力运行模式。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对司法审判的法律监督必不可少,而由检察机关行使这项权力有着历史及现实的必然性。     

论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确认依据

理论与实践发展表明,以道德、行政命令等非法律方式来保障权利是不可能的,法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利益资源配置的结果,权利的本质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此,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必须依法来确认:依据一是国内外现代所有权理论内涵的新发展,即西方"权利束"概念及我国学者孟勤国教授"物权二元结构论"的提出,为个人所有权在让位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保护提供了现实理论指引;依据二是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确认有其历史渊源,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土地资源管理方面都是依靠强制力维护公有土地以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不仅对土地私有权予以确认,而且还以严格的法律程序予以保护;依据三是经济学从利益角度也专门深入探讨了权利,利益的保障来自于利益主体法律权利的有无以及权利的大小。法律的经济功能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必须有关键利益人参与,使各利益方通过权利制衡从而实现利益的平衡。     

实现中的权利:困境儿童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残疾儿童、家庭贫困儿童、家庭监护缺失及监护不当儿童构成困境儿童群体。当前,我国困境儿童的发展权在从法律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变的过程中遇到了"保障性"障碍,儿童福利制度的不完善突显出来。与成人群体社会福利目标主要体现为生存权的保障不同,儿童社会福利救助是与其发展权积极相关的,对于儿童而言,发展权是建立在生存权基础之上的,由受教育权和参与权保障的基本权利。加强困境儿童社会保障工作,完善困境儿童的社会救助体系是当前实现困境儿童权益保护的现实路径。     

论新农村法律文化创新的结构、特征与路径

新农村法律文化创新是在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民阶层明显分化、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法律文化理念的背离、法律制度选择的冲突及法律发展方式的相向等方面.目前,中国农村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传统的乡土文化还没有消弭,现代的法律意识尚未生根,农民信仰法律缺乏物质、文化与制度基础.遵循法律文化的生成规律、奠定法律文化的经济基础、完善法律文化的运行机制、建立法律文化的保障措施是新农村法律文化创新的系统路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及原因探析

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的根本和内在驱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法治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比,现阶段我国农民法治意识仍然相对淡薄,主要表现为轻法意识、轻诉避讼意识、重情意识、重权力轻权利意识、清官意识等.这些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滞后,村民自治制度不健全,农村文化教育落后,农村法制体系不完善等原因.法治意识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农民自己具有改变自身状况的意识,农民的法治意识才能切实得到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扎实进行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保障,因此,农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监督与制约：一种新机制的建构

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导致我国实践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运作的混乱。＂由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需要建构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力由外及内的监督制约机制。外部监督与制约建立在＂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基础之上,其具体实施机制包括完善权力机关的监督、完善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的监督等四个方面。内部监督与制约的理论基础为权力的分工与制衡,其具体实施机制包括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机制,以及检察委员会对本院法律监督部门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