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关注"存在"问题的研究.这样的形而上学就是西方哲学的基础.而由于在中国哲学里缺失了"存在"这样的词语,因此,中国的形而上学同西方的形而上学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哲学里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宇宙论和人生哲学,走的是自然哲学路线.     

中国哲学与形而上学问题

形而上学问题可被定义为对存在者整体的发问,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整体统观如何可能达到。在西方哲学内部,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这种存于人的生存活动中的形而上学就可被称为内在形而上学。通过这一番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从来不是一种已经过去了的理论形态。相反,中国哲学总是通过其对本原的涵养而契入人的真实生命中,通过内外形而上学的循环运作而润泽着人的生命全体。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国内学者目前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它只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以批判与改造现实;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研究形而上学,从辩证法的存在根据与反对形而上学的后果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形而上学,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具有形而上学性质。这些研究尚存在轻视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缺乏对相关历史进程的系统分析等突出问题。应当以这些问题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建设寻找理论与现实的有效结合点。     

中西哲学内在结构之比较研究——以结构主义为视角

以结构主义的整体性思维为基础,以中国儒学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为例,对构成二者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研究,发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结构的整体性相对中国儒学较弱,即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缺乏有机的内部贯通,仅仅是形式上的松散联合体。而且维系二者各自结构得以存在的自调和转换机制所依赖的原动力也不同,中国儒学是为使其理论体系社会化而建立了相应的结构;而形而上学以超验世界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有为了结构而建造结构的倾向。通过比较研究,映衬出中西哲学具有各自鲜明特征的结构方面的原因。     

现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

熊十力、冯友兰和金岳霖的形而上学思想中都蕴涵着内在困境.一方面,他们企图建立本体的形而上学,以便为世界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强调哲学对于人生的价值意义.世界的本体与人生的价值在他们的形而上学思想里是分裂的.人生价值是同形而下的境界相关的,而世界的构成又是同形而上的本体相连.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这一困境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其意义就在于,在借鉴西方哲学时,我们应该对西方哲学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方式又带来了另一个困境,现在的中国哲学更多的是对哲学史中人物和流派的研究,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而不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好像只能如此,我们才能建立现代中国哲学.因此,我们更多产生的是专家和学者.在现代中国哲学近百年的历史里,我们很难有世界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主体性的重建与心灵问题——论当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

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是主体性问题.对于科学与伦理的奠基来说,哲学形而上学是不可逃避的,但传统形而上学及其主体性已被解构.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任务是重建形而上学,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主体性.当代主体性问题与我们时代的心灵问题或时代精神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中国哲学的重建,需要研究我们时代的心灵问题.为此,首先需要回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     

“形而上学性质”的中西比较释读

茵加登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的构成,在四层次结构说之外,他又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形而上学性质.因其所论抽象玄奥令人费解,故本文特从功能、来源、存在方式三个角度,借助于中西美学的比较对其作出释读.文章指出,"形而上学性质"的含义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道"、"气"、"神"、"意"有相近或相通之处,即通于"道"、"气"、"神"、"意"的哲理层面.但这个哲理层面,不是指抽象的纯思想,而是包含了情感、形象和思想于一体并被气化之后而通向虚无通向无限的一种东西.功能、来源、存在方式这三个角度,恰恰可以被看作是对"形而上学性质"的三个方面的规定.借助于这些规定,就可以深化我们对它的理解.     

形而上学与理性哲学——康德及其前后的形而上学维度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乃是人类理性的本质,人天生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康德让哲学走上了过分形而上学的道路,把形而上学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同时,理性取代传统宗教中的上帝,成为新的造物主,这个过程始于笛卡尔。康德在哲学上把理性推上了思想的巅峰,理性在黑格尔那里乃是世界的灵魂,但这可能是理性的监守自盗和自吹自擂。理性的失位来自于无度和失控,导致后来理性信仰的全面崩溃。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 ;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 ,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从中西比较的层面看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

本文从中西比较的层面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进行考察。文章认为 ,中国古代文论在理论体系上 ,不像西方文论那样侧重再现而是侧重表现 ;在理论形态上 ,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注重分析性和系统性而是注重直观性和经验性 ;在理论发展上 ,不像西方文论那样走彻底反叛的路子而是采取圆融折中的方法。文章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的比较凸现出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理论品貌。     

中西古典喜剧观之比较

通过对中西古典喜剧观的比较,认为中西古典喜剧在文化模式、历史生成以及审美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异同。在喜剧观上,明显呈现出中国人重讽谏和审美,西方人偏讽刺和视丑。指出中国的喜剧与悲剧都是一定体制范围内的喜剧与悲剧,不存在与悲剧观绝对对立的喜剧观,而西方悲喜剧则有着严格的体系界定,其悲剧表现崇高,喜剧表现卑微,从而使得西方古典喜剧观体现出强烈讽刺与视丑的特征。     

关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文针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讨中存在的歧误,指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著作并不限于《道德形而上学》,而且还有《永久和平论》等几个短篇著作;通常被视为“道德形而上学”著作的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并不属于作为未来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的道德形而上学本身,而是和《实践理性批判》一样属于批判哲学的范围;《道德形而上学》并不是回到了“通常的道德理性知识”,而是本身就是纯粹先验的形而上学原理;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关系只是一者是基础的奠基,另一者是在所奠定的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的形而上学大厦的关系,两者并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重农与轻商的中西比较

重农轻商为同处农耕文明世界的早期中西产业思想共同的基调和取向。重农的合理性蕴含了轻商的合理性。可是,轻商的合理性在早期中西方之间呈现出重大分化。早期西方产业思想保持了一般轻商观的历史合理形态,在中国,一般轻商观却演化出极端的抑商主张并主导了秦以后的古代产业思想。抑商主张是否合理只能通过动态的比较研究给出判断。在思想史内来检讨,抑商主张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逸出经济思想的范畴将产业关系政治化。     

语言哲学视阈中的中西哲学之比较——以道家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为例

中西哲学不同的文化背景、各自复杂的体系和丰富的内涵决定了对其进行全面的比较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的语言哲学突破了传统哲学的语言工具论，把语言当做存在的建构性力量，因此，通过对西方语言哲学的代表之一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和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具有相似性的道家哲学思想进行深刻分析，可以为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认识维度。     

"形而上学"的境遇——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比较

"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不同境遇是它们各自运用新的不同方法以图超越传统思辨方法的结果.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运用经验的逻辑分析方法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实践的辩证逻辑方法却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内容作了更进一步的解析.这使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比较对现代西方哲学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哲学派别即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方法,是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走向的重要一环,并将给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许多重要的启示.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及价值体系,乃是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法律文化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实现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轨迹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力图揭示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以及这两种异质文化产生冲突的原因.     

谁来承接天籁之音？——传统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哲学比较及其意义

天籁之音指的是对于包含人在内的万物起着决定作用的宇宙的法则,由于它的决定作用彷佛宇宙对于人应该如何行事的告诫,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天籁之音(亦即宇宙之言)”。从这一理解出发,传统形而上学把天籁之音规定为作为理性的逻各斯,并且由此出发把哲学规定为类似于自然科学并且高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第一科学),同时它还把自然科学家看成是哲学家的同盟军,认为哲学家以及科学家是天籁之音的承接者;海德格尔哲学则把天籁之音规定为作为神的尺度的逻各斯(本质语言的显现),并且由此出发把哲学规定为“思”,同时它还把诗人看成是思者的同盟军(思诗比邻),认为思者以及诗人是天籁之音的承接者。天籁之音的不同内涵不仅决定着传统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不同性质,而且还进一步影响着现实的人类社会,使之产生不同的形态。     

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及其意义

政治文化问题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他社会行为的方向、方式和方法起导向和制约作用。由于只有比较才能鉴别， 分清良莠，也由于政治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历史性、民族性， 更具有联系性——它源于世界发展的全球化或全球的共生互动， 因而对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比较研究， 既可反对排外主义， 又可抵制全盘西化论； 既可以弘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共同要求的因素， 亦可抛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坚决摒弃所谓的 “西方文明优越论”。     

论穆尔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查尔斯·穆尔（Charles A.Moore）在现代东西方文化和哲学比较研究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对中国哲学研究开始走向繁荣的一面旗帜。他注意到了中国哲学乃至东方哲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开创性地提出和使用了通过考察＂重点＂（即东西方主流倾向和立场）的方式进行哲学比较的研究方法。而＂实践＂这一概念是穆尔比较研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讨论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比较的途径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西哲学差异的三个重要观点,把当时的东西方相互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     

遭受不公的哲学话语：“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及其意义考察

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自然科学以及由其产生的现代技术为当今世界所特别关注.因此有人以为科技是当代世界的绝对主宰,把哲学尤其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视为过时或根本无意义.笔者不赞同此观点,本文通过对"形而上学"本质的历史考察,进而深入挖掘其深刻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