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与辛亥首义评述

黎元洪在辛亥首义中戏剧性的转变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本身的条件。他成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后,为保卫首义成果,扩大革命的影响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他在首义中的地位应该得到肯定,“首义元勋”并非徒有壶名。     

台湾《湖北文献》辛亥首义忆述的若干研究

台湾地区《湖北文献》创刊半个世纪以来,发表了大量辛亥首义忆述文章,包括自传回忆、闻见忆述、后人追述、首义探讨四种类型。这些文献清晰地展示了辛亥首义重要人物的不同亲历版本;彰显了革命党人敢于负责、勇于牺牲的首义原型及成功后的衍变;凸现了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节点与地方历史文化、民间研究诸多结合点。这些对整合海峡两岸辛亥革命资料,进一步揭示辛亥革命成败的全景近因,当有崭新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     

黎元洪与辛亥首义伤亡军士的抚恤问题研究

黎元洪督鄂期间对辛亥首义伤亡军士进行了优恤:设立毕血会,抚恤辛亥首义伤亡军士;开办铁血伤军济养院,优恤辛亥首义伤军;支持开办烈士遗孤教养所。离鄂后,黎元洪仍然关照首义伤军:帮助伤军争取恤金,为之筹划谋生之策。从抚恤辛亥首义伤亡军士的情形可以看出,民初黎元洪的政治处境可谓亦曾风光亦尴尬。而引起尴尬的关键症结之一,就是辛亥首义在民初政坛尤其是北方政坛的影响力逐渐衰减,黎元洪所拥有的辛亥首义政治资源遭到削减。     

怎样正确评价辛亥首义都督黎元洪

怎样正确评价辛亥首义都督黎元洪苏贵庆辛亥首义都督黎元洪，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夜武昌起义时，这个逃匿的清军旅长、被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拖出来、推上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宝座。当时，消息传出，象一颗炸雷，惊得中外人士目瞪口呆，众说纷坛。长期以来，史学界...     

武汉地方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该文以荆楚文化为背景,结合武汉码头文化、行帮文化、市民文化等地方文化,对辛亥首义进行文化层面的研究。荆楚文化培育了自强、开放、创新、隐忍精神;码头文化锻造了兼容并蓄的吸纳精神;行帮文化打造了团结、协调统一精神;市民文化形成了精明强干、机智灵活的市民特征。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地方特殊文化往往比地域背景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短时段革命孕育于长时段文明积淀——辛亥首义远因探究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性民主革命。这样的革命,只有在近代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方有可能发生。考察短时段的辛亥首义须放眼较长时段的湖北新政。湖北新政之兴实业,使武汉拥有一批官办军事及民用工业企业,从而为辛亥首义的成功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练新军,造就了一支既区别于旧式武装,又有别于北洋新军,基本为革命党掌控的精锐之师,以致辛亥首义成为一次革命党人在大城市发动的新军起义;办文教,培养出有别于旧式士大夫,具有放眼世界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效法西方的迫切改革愿望、深怀救国拯民强烈责任感及使命感的湖北新式知识群体,为辛亥首义造就了骨干力量。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其主观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和纲常名教,客观上却使新政的种种举措推助了革命,实为种豆得瓜。孙中山曾称当年主持湖北新政的张之洞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这是将短时段革命的深层动因归之于长时段近代文明积淀的卓见。     

辛亥首义:第一枪与第一功

围绕辛亥首义第一枪、第一功的荣誉争夺看似清楚,实则迷离。这种状况,印证了孙中山1912年辞去大总统后在武昌这个首义之地所说的一番话:其真理约分二宗,首曰政治,次即言论。言论者,发自团体,以补助政治者也。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为什么革命来革命去,社会生活的内骨子是依旧的呢?无非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革命者心中,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而已,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     

列强对辛亥首义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立即引起列强驻汉口领事馆的高度关注.外报及其新闻记者的反应见仁见智,褒贬各异.而列强政府采取"友清敌民"的态度,都站在清王朝一边,防范、敌视革命党人.因列强在华利益各异,所以它们对待武昌起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列强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是共取"不介入"的中立态度.这与湖北军政府意图示好列强的外交政策也颇有关系:鉴于近代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被列强绞杀的严重历史教训,革命党人始终避免得罪外国,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国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得到驻汉领事团的理解认可.袁世凯出山后,列强则全部转向"拥袁抑孙",将袁世凯视作"秩序"的代表.辛亥首义后,列强面对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固然与清王朝、民国政府、袁世凯诸方的外交策略不无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列强自身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产物.     

辛亥武昌首义中的回族三志士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回族人民同汉族和各族人民一道,为了救国救民积极献身于辛亥革命的伟大斗争,不少回族爱国志士参与了湖北革命团体的组建工作、武昌首义的筹划和保卫汉口、汉阳的浴血战斗。他们的斗争业绩,不仅在辛亥革命史上,而且在回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也增添了新的壮丽的篇章。本文仅就所接触到的部分零星资料,对辛亥首义中较有影响的回族爱国志士马骥云、沙金海、邹森青等人的斗争事迹作一简要介绍。马骥云,原名马少青,回族,河南省固始人,出身于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因家境贫     

中国隆重纪念辛亥百年凝聚民族复兴共识

公元1911年,岁在辛亥。由这个堪称划时代的元始年份起,整个中华民族开始了恢宏的进步史书写。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回顾历史,再次发出继续努力追求进步、共同实现伟大复兴的全民族动员。历史赋予人类智慧和力量,     

《辛亥日志》:跨越百年的历史还原与反思

《辛亥日志》是一部以日志体形式全面系统地记录1911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实的文献性、工具性与学术性著作。该著通过逐日记录辛亥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社团、党派、报刊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活动和事件,既可以在新旧交替、中外交流的时空坐标中全方位展现和还原辛亥之年的历史场景,也可以通过剖析辛亥之年"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还可以通过重塑的"历史群像"来抒发我们的缅怀之情,同时也是对辛亥革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一次系统总结与深刻反思。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同为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历史不能割断 ,进步的事业总是承前启后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 ,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参加建党和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 ,几乎无一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这场革命的深刻影响 ,“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胡绳主编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5页 )吴玉章 190 5年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 9月他与王天杰领导宣布“荣县独立”…     

论荆楚文化对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影响

利用考证、推理、演绎等研究手段,研究荆楚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等的规定和影响,荆楚文化有着独特的区域特征,对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基于旅游与文化关系视角下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以首义文化遗产旅游为例

旅游与文化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但在不同时期,人们对旅游与文化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知。本文以首义文化和首义旅游为例,分析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首义文化与首义旅游间的关系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首义文化与首义旅游间问题的对策和实现首义文化与首义旅游双赢发展的措施。     

怎样评价辛亥都督

怎样评价辛亥都督,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所谓辛亥都督,是指辛亥革命时期,起义、光复、独立各省军政府的军政首脑人物。辛亥都督,既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又是辛亥时期的特定名称。风云一时的辛亥都督,是一成分极为复杂的群体。它既有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又有立党派头目、会党、绿林首领,还有清末的新军军官和将军督抚;是一批政治背景不一,社会经历各异,阶级出身不同,年龄学历悬殊的近代历史人物。因此,如何对他们作出统一评论,确实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笔者经过粗略的研究,愿作引玉之砖,略述管见,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构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记忆

纪念活动具有独特的政治功能和效果。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诞辰的活动已成定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所做的基本评价,为各个时期此类的纪念活动提供了基本依据。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诞辰活动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可以与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和毛泽东诞辰相比拟。通过这些纪念活动,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全面总结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明确表达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从事的事业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建构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其目的是整合中华民族的各种力量,发挥中华民族的全部智慧,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微观翻译史描述研究

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微观思想资源。微观翻译史源于历史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微观历史"书写"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欧洲,是在"文化历史"引领下出现的不同历史研究方法之一。微观翻译史带来范式的转变,从中心、主流到边缘地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剖析,从断裂、碎片中寻求史料的关联。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各派政治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各有坚持,也各有妥协与让步,终于使一场以暴力发难开始的大革命以南北和解五族共和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清政府、孙中山、革命党、立宪党人以及袁世凯和新军将领等,都各有不同作为。文章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新军将领段祺瑞的言论与活动,揭示其在辛亥大牌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操盘手。      

由忠君转向共和:辛亥政局中的冯国璋

辛亥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均有重要影响。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北洋军人作为从清末新政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亦新亦旧的力量,由战争走向共和,由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转变为民国初年维护袁世凯政权的主要力量,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选择。作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是辛亥革命重要参与者,他的政治态度和军事行动对辛亥政局的演变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根据有关史料重新检视北洋新军将领冯国璋在辛亥政局中思想和行动的变化,揭示其由忠君转向共和的心路历程,认为冯国璋的政治抉择不仅为实现辛亥和局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为其在民国初期发挥更大政治作为奠定了基础。      

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兼论政治家成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张之洞死于1909年,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于1911年,两者至少在时序上发生了脱节。然而,张之洞的确与辛亥武昌首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深深浸润于时代氛围之中的关系,并未因张之洞职务上的调迁(1907年入参军机)而割断,也未因张之洞命归黄泉而消释。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对应,而是一种文化功能上的价值同构。我们谈论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的关系,并不是抹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历史功勋。恰恰相反,充分剖析张之洞振兴实业与教育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湖北革命党人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创造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新质因子和重要条件。本文旨在论析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之间的文化传承机制,并且由此出发,对政治家成为历史的不自觉工具这一具有宽泛意义的文化现象提出自己的若干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