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古时期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

道教的"三清"是指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这三位神灵都是中国道教中最主要的神灵.一千多年以来,供奉"三清"神灵的"三清殿"也是每一座正规道教宫观中最主要的建筑.然而,在道教史上,这三位神灵原来分别是中古时代不同道派或经系最主要的神灵.元始天尊是东晋末年灵宝经所创立的最高神,太上大道君是东晋中期上清经所创立的尊神,而太上老君则是东汉末年天师道所创立的最高神.文章认为,这些分属于不同道派的尊神之所以最终能构成一个完整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三清"神灵体系,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的"灵宝自然天文"的神学理论密切相关,而"三清"神灵在道教中的正式确立则在唐朝前期.文章还认为,道教"三清"的形成既代表了道教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神灵走向"体系化"和"秩序化"的趋势,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古道教从早期道派分立、神系与教义歧异冲突,到逐步走向整合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刘宋时期灵宝派大流行的社会化内涵

灵宝派以灵宝经书闻名,以灵宝斋法见长,系道教的三山符录道派之一,在刘宋时期大流行于世;灵宝派大流行的社会原因在于它作为一个道派成功完成了社会化历程,灵宝经书普度一切人,超度三界的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普遍需要,灵宝斋法的提醒功能强化了灵宝派独特的社会角色.     

道教《度人经》的思想与现代价值

道教以济世度人为立教宗旨,<度人经>是灵宝派教义思想的核心.<度人经>奠定了道教神仙系谱,展示出道教宇宙论的面貌,凸显出灵宝派经教的特征.<度人经>提出的济世度人之"道",是道教之"道"的重要内容.在世界各大宗教的思想体系中,道教<度人经>倡导的度人思想,蕴涵着东方的智慧和人文关怀,具有永恒的精神文化价值.     

中古时代琅邪王氏之天师道信仰及其影响

琅邪王氏受滨海地域文化之熏习,世代信仰天师道。特别是东晋时期,王羲之父子崇信道术,与著名道士许迈、杜子恭等往来,重服食养生,在家中设修道之静室。其家族还与其他天师道世家联姻。天师道信仰对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影响较深,诸如书法、医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天师道影响的痕迹。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白玉蟾道教金丹派南宗与天师道关系新探

金丹派南宗与南方的符箓派道教特别是龙虎山天师道有着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南宗"内修金丹,外用符箓"的修行方面,而且集中体现于南宗宗教制度、科仪教规、人员交往和道脉传承上:南宗传教制度沿袭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制度,白玉蟾师徒各自都设有主治的"靖";白玉蟾曾到访过江西省贵溪县龙虎山上清宫,作有《上清集》,与江西龙虎山天师多有往来;白玉蟾与閤皂宗道士有密切交往,曾造访閤皂宗,并作《閤皂山崇真宫昊天殿记》和《心远堂记》;白玉蟾金丹派南宗多袭正一之风。     

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东晋的名士和道术——许迈与鲍靓交游考论

丹阳句容许氏是典型的江南土著氏族,本文重点考察许迈与鲍靓的交游关系,一方面探讨许迈本人的宗教信仰,同时对东晋时期道教各个派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以梳理。许迈早期曾信奉帛家道,与葛氏道之信徒来往密切,后转向天师道,所习之内容大多是劾召鬼神、符图及存思之术。当时的各派别只是师徒相传,或是家族式的父子相传,没有明确的教派归属意识。正因为如此,作为天师道祭酒的李东可以行“鲍靓南海之法”,而鲍靓也可以师事葛氏道开创者左慈“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岳刻召之要,”可知当时道教在民间的流传情况。     

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其奉为最高宗旨的“道”至今都是越南文化中最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符号之一.从时间上看,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从传播途径上看,早期道教先从陆路(云南或广西)进入越南,后来在东晋时,孙恩、卢循起义又通过海路将天师道传入越南.金元时创立的全真道在明末清初南下传教的过程中,又通过多条线路进入越南.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母道教与高台教;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动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论道教的灵宝斋法

灵宝斋法是道教斋法的主流。本文通过对灵宝斋法源流的辨析,揭示出灵宝斋法的济度功能。认为灵宝斋法是道教思想的仪式化反映,灵宝斋法表达的核心思想是道教之“道”。     

少数民族与道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源远流长的宗教。它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广泛深刻,从思想意识到生活习俗,无不有其痕迹。过去有一种传统说法、谓道教为汉族人民的宗教,直到现在这种看法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一种说法,谓天师道肇起东方,与滨海区域有密切关系。但只要我们回溯历史,研究一下道教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就会发现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中国道教史上的葛洪

东晋道士葛洪是承启道教灵宝派、上清派的一代宗师.论文尝试在道教人物研究中开拓新思路,以丰富的文献史料和全新的学术视野,来重新探讨葛洪生平著述、葛洪遗迹传说以及儒教、佛教对葛洪的评价等问题.通过葛洪修道活动及在道教史上影响的考察,从宏观角度揭示葛洪其人及对道教理论发展的贡献.     

梁武帝的天师道信仰及其家族背景

通过系统考察梁武帝萧衍崇佛前的天师道信仰指出其世代崇道的家族背景,认为南朝兰陵萧氏虽然崇道事迹不显,但细加推究,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兰陵萧氏实际上就是一个天师道世家.     

彭州葛仙山道教兴衰考——兼析天师道在蜀中的兴替

彭州葛仙山为道教名山,历史上属天师道二十四治之第五治葛璝治。葛仙山道教的起落变化,史载不多,其具体情状散见于古代典籍之中。本文在考辨了五斗米道确属张陵所创立的基础上,对彭州葛仙山道教的兴衰进行了考证与梳理,同时还探讨了天师道在创建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颇具争议性的问题。     

成都青羊宫、二仙庵史略

道教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史学界与道教界一般认为它(天师道)形成于东汉顺帝(公元126—144)年间,至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历史。四川被认为是道教的发源地。如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方仙道”与西汉时期的“黄老道”,则道教信仰在我国流传已两千年矣,本文试就四川道教圣地青羊宫的由来与发展作一概述。     

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     

刘宋武帝与天师道

东晋末年刘裕通过镇压以天师道为旗号的孙恩之乱起家并最终凭借军功建立了刘宋政权,然而刘裕与天师道实又有其他重要关联。刘裕及其姻亲家族均表现出信奉天师道之痕迹,此外,刘裕代晋造宋在军事政治上所依赖之重要人物亦表现出与天师道的密切关系,天师道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上结合的重要纽带。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敦煌本《十戒经》的形成及流传

约在六朝后期至唐初,在吸取《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等古灵宝经内容的基础上,"十戒"与"十四持身之品"相互结合,并最终形成《十戒经》.道教灵宝派尊崇老子与《道德经》的传统、《十戒经》自身所呈现出的儒家色彩、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现实的需要等,是促成《十戒经》与《道德经》相互结合并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十戒经》与《道德经》的结合流传带有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