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吉先生的佛教文学研究——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为中心

在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陈允吉教授是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其研究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表述就是：一曰“觊文澜迄不离文,援佛法未尝皈佛”,二曰“纳须弥入尘毛芥子”,三曰“寓义理于考据文章”。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佛教文学研究述评

在中国佛教与文艺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中,孙昌武教授是用力最勤、造诣最深的学者之一。在这个领域中,孙先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文章详细地评述了孙昌武先生的学术成就,并将其概括为“描述”、“思辨”和“综合”三大范式     

禅思与诗意的邂逅——评刘艳芬博士新著《佛教与六朝诗学》

佛教从异域来到中国,通过与中土文化相遇、撞击、融合,对其他文化形态形成了深邃、细腻而又绵长的渗透,影响着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的国度里,诗歌作为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同阳光一般洒落在历史长廊的每一个角落。由此,佛教与诗学就必然产生交集,从而禅中有诗,诗中有禅。由于各自所具有的丰厚内涵,     

评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

陈登原在民国时期出版的 中国文化史 ,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忽视。实际上,该书无论是在文化史理论的建树,还是在文化史著作的写作手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文着重探讨陈登原在该书中提出来的文化史理论与方法,深入分析该书写作手法的特点,并对陈著 中国文化史 在文化史学科建设上的地位给予了简要评价。     

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长期在高校和图书馆从事史学研究,著述众多,《中国文化史》为其代表作之一。该书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虽然其观点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但这恰反映了转型期学人的一种努力,且该书对其后之文化史著作影响至深。     

《中国文化史》教学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人文素质教育,对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化史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针对不同的教育教学环境,在内容的设计上要注意系统性与灵活性相协调,注意深入与浅出相结合。在课堂教学方式方面,要尽可能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引导他们融入课堂、感受文化,同时要探索多样化的教学媒介,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推动其学习能力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以宋代为中心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佛教文学经上个世纪近百年的研究,已蔚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和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但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有何异同?如何把握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趋向?仍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就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笔谈,使学界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整个佛教文学的研究。     

关于英文导游准确传导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

中国的旅游资源中,涉及佛教的人文景观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英文导游面对有文化差异的外国游客,如何准确传导中国的佛教文化,是一个重要课题。文章指出,要准确传导中国佛教文化,英文导游一要做到传导佛教文化与儒道相融合,二要做到传导佛教文化与自然山水相交融,三要做到传导佛教文化与名人文化、民俗文化相结合。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新媒介时代佛教文化的传播生态——以武汉市佛教传播为例

新媒介时代下佛教文化的传播生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构成机理集中体现了佛教众生平等和圆融无碍的思想。武汉佛教的文化传播生态系统,包括佛教文化、受众、新媒介、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五个生态因子的功能,它们之间各因子间相对稳定的联系和组织,共同构成了武汉市佛教文化的传播生态系统。新媒介的利用极大地变革了佛教文化的传播方式,促进了佛教文化正能量的传播,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为此,应该注重传播生态系统中量和质的有机统一,建立应对传播生态危机的预警和防范能力,协调系统各组成因子间的秩序,从而实现新媒介时代佛教文化的传播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新文化史在过去20多年的西方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它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其影响所致,渐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反思,并对新文化史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应用情况作了相应的述评。     

浅析新文化史特征——以《屠猫记》为例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学堪称史学界的重大转折。它批判了旧有新史学的研究方式,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着力于对文本的分析来重构当时的历史环境。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为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达恩顿《屠猫记》一书便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所著。但同时这一理论的弊端也不断显露出来。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当代史学界值得注意的发展方向。     

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史导论》的评述,揭示了钱穆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贡献:建立的一整套人文主义特色的文化观和方法论;从中国固有的地理及气候环境出发．探讨中国文化、文明起源的背景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突出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中的融和精神;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史比较方面,反对不加分析地把中国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一古一今之别,反对以西方文化模式剪裁中国文化,阐述出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赕 佛活动为中心的南传佛教实践与变迁

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南传佛教以赕为中心、求取功德的实践活动主要是通过有声有色的佛教庆典和佛寺壁画这一无声的,但却是具体的、生动的、直观的方式推动和强化着信众求取功德的实践行为.其中所体现出的教化功能、文化传播与交流在边疆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镰仓新佛教之唐宋源流——以净土、禅为中心

伴随武士阶层的崛起与民众觉醒而逐渐兴起的镰仓新佛教,在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深受中国佛教影响。日本净土宗沿袭了唐代净土教＂善道流＂的血脉;而临济禅与曹洞禅则分别继承了宋代的临济＂看话禅＂与曹洞＂默照禅＂的衣钵;日莲宗所使用的汉译佛经也体现出其与汉文化之间的关联。新佛教中传统因素的客观存在虽不置可否,但它与唐宋佛教之间一脉相承的事实,不仅折射出中日两国间深厚的文化互补,同时也是中世日本渴求＂新文化＂和佛教＂庶民化＂的必然结果。     

我与中国佛学研究

三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年度工作总结和表彰会上还见到了方立天教授,并聆听了他有关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发言。回兰州后,一直想求先生赐稿,然得知身体欠安,不宜打扰。后先生得知我刊的诉求,欣然同意并让秘书转来《我与中国佛教研究》一文。2014年7月7日编辑部召开统稿会,认为《我与中国佛教研究》一文是先生研究佛学之立场、观点、方法的总结和学术人生之感悟,确定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全文刊发。就在进入编辑程序的第二天,惊悉先生于7月7日9时26分在北京逝世。先生的逝去是我国哲学、宗教学界的一大损失,然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精神将永续长存,激励后人。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关于辽金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教育与科举、宗教与艺术、文字与语言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学界或将在辽金儒学完整体系的构建、儒释政策的研究、契丹女真文字解读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红楼梦》佛教文化用语英译探析 ——以霍克思译本为例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蕴涵着佛教精神,佛教中的"色空"理论、禅宗思想均对全书的内容、结构、思想产生了影响。原文中有大量具有象征意义、蕴含着佛教哲学思想的佛教文化用语。文章通过分析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中佛教文化用语的翻译方法及翻译策略,探讨佛教文化对中华古典文学的影响,以及英语世界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解读与接受。     

佛教伦理道德与中国社会——以孝道为例看佛教观念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强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碰撞和融合,特别是佛教孝亲观与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经过相互补充和融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观的约束力,从而使佛教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