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疏误辨正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有特色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 ,但部头较大 ,难免出现某些疏误。作为教材 ,这些疏误当尽量避免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指瑕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附录的《文学史年表》依照时间顺序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系年,非常有利于教学与研究。但其中不免存在着系年有误、文字错讹、说法疏漏等多方面的问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加以考证,可以对其中一些讹误进行纠正。     

跨入红色门槛的《中国文学史》

尽人皆知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迄今已有53年历史。这套文学史从1958年诞生至今,一共出现了四个版本和一个＂大纲＂。五十几年来,《中国文学史》一直居于我国高等学校教科书的主流地位,也为一般读书人所喜爱,几乎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代名词。一提起中国文学史,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它所确立的中国文学史叙述框架,也为以前的和现行的文学史著作所效法。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辨正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在每卷后均附有《文学史年表》,以时间为线索,为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等系年,对于使用者大有裨益。但是《文学史年表》中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加以辨别。     

道教文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左洪涛《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金元文学研究在学界一直处于比较冷落的境地,至于金元时期的道教文学研究因其涉及宗教,问津者就越发寥寥。事实上金元道教文学却自有它特殊的存在价值和文学史意义。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而在《全金元词》中,道教词人所写的词竞也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由此看来，对于金元道教文学（尤其是词）的研究，乃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词史）“绕不过去”的难题，需要有志者敢于前去探求和开掘。     

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疑义举例

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高校教材,同时也是一部水平比较高的教材,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就教材中的一些知识性问题提出商榷,以期使教材更为完善。     

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侧议

中华民族文学是多民族文学构成的共同体,具有多样统一的特点.一般来说,目前流行的高校文科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绝大多数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这一特点,所述内容基本上是汉族文学及少量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创作.亟须编撰尽可能真正再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原生态和民族特点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正确认识并解决好相关的理论问题是编撰多民族文学史教材的前提.应以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指导,从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融合的切入点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及其流程,对古代少数民族的作家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口头创作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基础研究和各民族文学专史的编写是综合性的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产生的必要条件.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北大人文学科陆续推出“五史”，基础学科研究重大成果喜人

近五、六年来,北大人文学科科研硕果累累。《中国文学史》等五部由集体攻关完成的著作相继问世,构成了奇葩斗艳的亮丽风景线,十分喜人。以下是“五史”简介。袁行霈教授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是一部问鼎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的国家级重点教材。自1999年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为例

建国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一次将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确定下来,也是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相结合,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范例。《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服从于新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的演绎。新文学史的“革命知识论”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也在《大纲》的指导下初步形成。     

文学史撰述新的里程碑——从散文角度评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说来至今已逾百年。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或认为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脱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可算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但是,实系国学概论,而非文学史”。其后方有同在1905年左右产生的黄人和林传甲各自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册）疏误指正

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册中存在一些疏误,文章对此略作指正。     

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共名"出处考

陈思和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把"共名"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进行解释。本文对"共名"一说做了考证,发现早在1956年,何其芳先生就在《论阿Q》一文中提出过"共名说"。陈思和先生对于前人使用过的名词,提出一个相同名称、不同含义的概念,并且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而不加任何注释和说明,会造成文学史研究中概念的混乱,作为教材,于后学不利。     

论《文讯》的媒介型文学史书写

《文讯》是媒介型文学史,是编年体与纪传体相结合的原生态、遗留态、评价态三合一的台湾文学史,被专家称为＂台湾文学的简史＂：其一,它办刊的历史,再现和浓缩当代台湾文学史：即由威权时代的文宣工作,进入解严前后怀柔的＂文化领导权＂实践,最后转为民营进入文学多元发展时代,它是台湾文坛的＂镜像＂;其二,《文讯》透过史料整理,保存文学历史,对作家的报道,出版、艺文动态的记录,对文学的研究,体现＂写史＂的企图,它是＂遗留态＂的历史;其三,文学期刊与文学历史是＂同型对应＂、＂同源互文＂和＂异构同质＂关系。《文讯》从文类、断代、区域、作家、题材等面向透过专题策划,呈现当代台湾文学众声喧哗、合力书写的历史。     

浅析郑克鲁本《外国文学史》

作为国内很多高校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由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拥有广大的阅读人群,它以其新颖、全面、重视与理论结合等优长整体上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但书中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意识形态上的偏颇仍有残留,导论所建构的精神体系与篇章内容分离,用一个＂主义＂硬套一个时期等。这些问题往往具有普遍性,需要外国文学史教材编著界加以关注和解决。     

浅议《中国小说史略》之“略”

《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第一块基石",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题名中,"小说史"何以言"略",是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小说史"之"略",既与作者撰写全书的体例、结构有关,也与作者的叙述策略及学术理念、立场有关。就《中国小说史略》而言,"略"至少包含三层信息:其一,"略"是作者教学的实际需要;其二,"略"是作者撰史的表述策略;其三,"略"是史家对史料和史实的精要提炼。在小说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现了文学史家的高超眼光,为后代学者撰述中国古代小说史提供了范式。     

刘师培与北京大学

1917至1919年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任教，于北大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其间他出任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和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做了大量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垂之后世的“典范”。他在北大最为人诟病之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似乎站到了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实则此举并非有意与新文化相对抗，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尚面进一步深入研讨。     

《中国文学史》教学改革之思考

作为教材，《中国文学史》编著甚丰，编著者在撰写指导思想上，在其反映的内容、重点和难点的处理上，在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评价上，呈现百家争鸣的现状，它给教学者带来了如何选择教材的问题。如何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为本，有选择地参照其他文学史进行教学是本文论及的重点。打破传统“文学史”与“作品选”讲授时间比例，以精讲作品入手，以学生课外阅读为辅，引导学生认识和把握文学嬗变是值得实践的有效方法。     

《汉文学史纲要》之成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的文学史名作,也是一部未竞之作,颇具检讨价值。第一,是书未能写完有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它并不能完全代表鲁迅的实际学术水准。第二,是书书名导致了种种歧义,歧义发生的根源在于鲁迅自己的不缜密界定。第三,是书对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借鉴甚多,但不赞成其文学观念;鲁迅的文学观念有其进步性,但在处理中国上古文学的实际时,也有局限性。第四,是书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上颇有差异,鲁迅对胡适文学史观有部分否定和间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