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德斯鸠"政治自由观"及其三权分立学说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启示

孟德斯鸠政治自由观的提出是与"政制相关联的政治自由的法律和公民相关联的政治自由的法律"两方面的阐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孟德斯鸠认为实行"三权分立以实现权力制约权力以及拥有良好的刑法"是实现和确保政治自由的重要手段.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论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

孟德斯鸠在分权学说史上占有重要一环 ,但其具体贡献如何 ,国内学者一直语焉不详。虽然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提出是建立在对英国政制的“误会”的基础上 ,但他却通过对这一学说的阐述而提供了一种新的政体形式的可能性 ,并论述了这种新的政体形式与政治自由和宪政理念的关系 ,从而确立了他在分权学说史上的地位     

被遮蔽的立场：孟德斯鸠分权学说与真理论

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是政治权力学说的一部分,但分权学说并未揭示分权理论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理解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关键在于理清权力与真理的关系,在任何国家,宣称掌握真理的先进性阶级或政党在取得权力并行使权力时,都极力回避分权学说,这说明分权学说同真理论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正因为如此,宣称掌握真理的阶级在权力初始分配时都利用真理论来捍卫自身独占的国家权力。     

孟德斯鸠与中国

孟德斯鸠是对近代中国有重要影响的法国启蒙作家。严复对他的名著《法意》的翻译体现了以中国传统文化归化西方思想的意图。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给中国的君主立宪派进行君主立宪的改良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思想观点既有相同的成分,也有很大的分歧。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虽然充满了偏见,但也有正确的成分,伏尔泰则从正面描述中国,把中国当作理想国家加以颂扬。他们的中国观代表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双重认识。     

孟德斯鸠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性批判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继承近代西方文化精神遗产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还长期关注、研究有关中国问题,并对儒家文化进行了理性批判。本文将就儒家文化对孟德斯鸠的影响、孟德斯鸠对其作出的理性批判及其产生原因展开论述。     

中国的卢梭,中国的《民约论》——再论黄宗羲学说在中国近代的启蒙价值

中法战争后,温州人宋恕首先发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蒙价值,积极向友人推荐.1903年,梁启超明确指出黄宗羲为中国之卢梭.同年,时为革命派的刘师培,也著文论述了《待访录》具有中国《民约》的精义.严复虽反对黄宗羲,但他在翻译中仍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先辈们探索民主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为后人借鉴     

孟德斯鸠著作中的中国形象(下)

正关于中国人在论述法与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风尚赖以形成之原则的关系时,孟德斯鸠对中国人的性格给出了评判,认为中国人极不可信任。孟德斯鸠认为,"各个民族的性格都是美德与邪恶的混合,善与恶的品质的混合"2,"中国人由于生活极不安定,因而具有惊人的活动能量和异乎寻常的获利欲望,致使任何经商国家都无法信任他们",3中国人的诚信缺失,使中国只能与日本通商。4孟德斯鸠认为,习俗主要与内心活动相关,风     

孟德斯鸠著作中的中国形象(上)

正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之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生于1689年,卒于1755年。1716年,孟德斯鸠开始担任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1728年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此外,他也是普鲁士王家科学与文学院院士,伦敦王家学会会员。1721年,他出版     

“非君”与“排满”——辛亥革命的现代性诉求及其中国式表达

明末黄宗羲、王夫之的学说,在辛亥革命时期分别被立宪派和革命派赋予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与洋务运动以来提倡的"中体西用"说不同,黄、王二氏的学说是长期被视为传统政治边缘的异端和叛逆思想,他们重新进入了清末知识界的话语系统,成为宣传君主立宪和民族革命的利器,这种"现代革命"的中国式表达,是中国谋求民族性自身的现代性转换的必然选择。     

公众福利与贵族特权——试析洛克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之差异

洛克是近代自然法学派中第一个明确提出三权分立思想的人,而孟德斯鸠则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治学说.虽然二者在理论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他们在各自的分权学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却是不尽相同的.前者侧重于以财产权利为重心的公众福利,而后者侧重于以贵族特权为前提的政治自由.与洛克相比,虽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在形式上更加完善,但是在思想内涵上,还是洛克的分权学说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产生的影响更大.     

孟德斯鸠和黄宗羲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

孟德斯鸠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其政治法律思想的诸多内容奠定了后世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理论以反对封建专制为基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极具开创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使我们能够对近代中西方法律文化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欧洲自然法学派学说及其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影响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在纷至踏来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想学说中,以英国的洛克(1632—1704年)、法国的孟德斯鸠(1686—1755年)和卢梭(1712—1778年)为代表的欧洲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学说,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深刻的影响,并成为他们的重要思想武器,在与封建专制主义,封建思想文化和改良派的斗争中,这个武器发挥了一定的战斗作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严复对孟德斯鸠《法意》的译介

研究指出,《法意》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著作,涉及社会科学很多方面,反映了他的主要思想。严复译介《法意》,并写下大量按语,对原著思想进行评述,与孟德斯鸠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交流。严复的译介及阐发,促使中国上下自我反省,寻求救国之道。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体现了中西方的双向互动:孟德斯鸠的思想理论本身适合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中国特定历史语境决定了需要像孟德斯鸠这样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类似理论。     

《黄宗羲评传》读后

黄宗羲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镇 ,张岱年先生曾说 :“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正因为如此 ,黄宗羲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徐定宝教授撰写的《黄宗羲评传》 ,充分吸取了学界既有的成果 ,同时又不因循陈说 ,通过认真研读《黄宗羲全集》 ,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是研究黄宗羲的一部力作。徐定宝博士研究黄宗羲十多年 ,此前曾编著了《黄宗羲年谱》(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年版 )。由于作者对黄宗羲进行了充分的前期研究 ,尤其是通过编写《黄宗羲年谱》 ,全面挖掘爬梳了黄宗羲的生平史料 ,对黄炳的《黄梨洲先生年谱》多有补正 ,并…     

孟德斯鸠中国法律观的洞见与误读——基于法律东方主义的反思

作为世界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中国政体观与法律观具有深远影响。孟德斯鸠构建了近代经典的政体类型学,他将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种模式,并探讨了它们各自具有的德性、荣誉和恐怖的精神原则。他判定传统中国是专制政体的典型,其法度构建体现了专制的恐怖精神,并与礼教紧密互动。传统中国有关政体研究基本付之阙如。,氏言说通过梁启超、严复等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批判专制、革命变法的重要理论武器,中国思想界亦开始了有关政体问题的深度研究。但其中国法律观灼见与偏见交集,洞察与误读共有,具有双重性。其误读的原因多样,既有因资料缺失而对中国刑罚的失真观察,也有方法论上的以偏概全,如以中国奸商为例批判中国普遍国民性,更多还出自东西文明比较的文化偏见。孟德斯鸠中国法律观因而成为东方专制主义与法律东方主义的重要源头与范本之一,对此需要理性对待与清醒反思。     

孟德斯鸠的"中国印象"之印象

走出欧洲的人们留下的游记或通信(包括耶稣会士中国通信),促使了欧洲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对人类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作理性思索和理想设计,孟德斯鸠即是此类欧洲思想家之一.他在大量阅读来华人士记述的基础上得出了较清晰的"中国印象",他在阐述三种政府理论时多次引用他的"中国印象",并常常一语中的揭示出"中国印象"的实质,这是一种理性的真实.我们今日重读孟德斯鸠有关中国的论述,对我们自己本土文化的来龙去脉别有一番认识.这种"印象之印象"应该也成为"跨文化对话"的研究课题之一.     

孟德斯鸠论中国礼教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礼教作了论述和分析,其中不乏精到中肯之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隔膜,也不免有隔靴搔痒和以讹传讹的地方,需要我们作细致的甄别和辨析。     

刍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起源于洛克的二权分立学说,在历史上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它突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根本内涵和价值,突出了法治原则,成为现代法哲学理论的渊源和近现代宪政制度的根本原则。     

孟德斯鸠论中国的德政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的德政作了论述和分析,其中多有不当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究其原因,除了对中国情况的隔膜外,主要在于他对欧洲君主制的肯定以及将东、西方君主制划分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