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的减退与乡村原子化

中国的村民选举是国家权力从外部输入的,村民选举呈现出明显的"运动式推动"的特色。这种权力嫁接式的民主与乡土社会还有一个磨合期,所以村民选举在乡村政治文化领域还造成了很多的碰撞和不适,产生出一些负面效果。村民选举过程中的传播失效或传播负效果,正在伤害农民的政治价值观,耗散乡村社会的凝聚力。要想让村民选举不再伤害乡村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乡村社会结构上进行必要的纠偏与调整。     

家族势力对村民选举中信息传播的影响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宗法制度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近代国家权力的下沉,经济环境的变迁,逐渐使家族势力失去了政治话语权,但在农民的社会心理深处却始终潜伏着家族意识。当社会环境出现变化后,家族意识、血缘意识还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在各种社会行为中。在村民选举中,乡村各方力量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往往会利用农民的家族意识来聚集力量,争取民意,获得选票。面对家族力量对乡村信息传播的影响,各级政府应该加大舆论引导力度,争取从观念上帮助农民走出家族意识的误区。     

选举舆论对基层政府体制改革的影响

村民选举将票决体制带入乡村,使民意在乡村权力的再分配与权力控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传播环境下,村民选举不可能是孤岛式民主,村民选举所产生的民主舆论,必然唤醒更多的中国人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探索。当前选举舆论在乡村社会得到不断扩散,对基层政府行政产生着重大影响,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更加尊重公共舆论,更加重视让公民参与决策。     

乡村传播生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J市的田野调查为例

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确立、权力行使离不开大众传播。目前,我国乡村大众传播生态是不平衡的,真正的大众媒体是电视。与电视相比,印刷类媒体在乡村的影响要小得多。这种不平衡性的大众传媒生态对政府的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多个层面。要想应对这种由于传播生态变迁而带来的挑战,政府的乡村治理政策理应做出相应的变革。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信息传播

在村民选举过程中,基层政府承担了民主释义、激发热情、传达政策和监测环境等传播功能.政府在选举中的信息传播模式是建立在政府传播功能的基础上的、单项的信息传播模式.在这个传播模式中,基层政府表现出强烈的政绩焦虑意识和笼络村庄精英的意图.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政治传播效果研究——以“两会”信息在淮安市H村的传播为例

［摘要］“两会”报道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关于“两会”报道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城市，“两会”信息在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成为盲点。本文以2009年“两会”信息在淮安市H村的传播为例，通过实证调查，了解村民们究竟是如何接触和关注一年一度的“两会”的，着重研究政治信息的乡村传播效果与乡村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探寻目前的乡村政治文化格局如何受到由多元传播渠道所构成的政治信息传播环境的影响。     

关中西部乡村民众人际关系与心理嬗变

关中西部传统乡村社会具有鲜明的封闭性和内聚性特点,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理念在村落的渗透,这种封闭性和内聚性被打破。土地依附关系、基层管理模式和村落信息传播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转变,导致乡村民众的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论是伦理观念、经济生活还是乡村文化建设或民众日常生活交往等,都表现出淡漠化和功利化趋向。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