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缺省与翻译策略--以《阿Q正传》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为例

文化缺省指的是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过程中被双方作为共享而省略的文化背景知识.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可避免要面对如何跨越文化缺省的问题.本文以<阿Q正传>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为例,归纳两位译者针对文化缺省常用的几种翻译策略,并据此对翻译的文化含义和实践作评析.     

语言象似性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以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阿Q正传》为例

从篇章象似性的视角出发,考察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阿Q正传》英译本中两类对称象似性——重复和排比的处理方法。通过对比分析,品评不同处理方式的得失,指出翻译过程中应做到形式对等,尽可能地再现原文中具有表现意义的象似性,以实现译文与原文“形神皆似”。     

蓝译本《阿Q正传》中文化词的翻译策略探析

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词,而这些文化词的正确处理对于小说的英译极其重要。本文旨在以蓝诗玲的英译鲁迅小说《阿Q正传》为例,分析和总结其译者在处理文化词英译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论符号学视角下的汉语习语翻译策略——以《阿Q正传》英译本为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习语是语言的精华,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如何翻译好习语,是对翻译工作者的一大挑战。符号学是分析翻译现象的最全面的体系,能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观察角度。本文拟借用语言符号意义的三元关系探讨杨译《阿Q正传》中的习语翻译策略。     

中国江湖文化的变迁——以《水浒传》、《阿Q正传》和《兄弟》为例

江湖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水浒传》、《阿Q正传》和《兄弟》这三部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作品中关于古代、近代和当代的江湖以及江湖文化的真实描绘,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江湖和江湖文化从古代经近代到当代的变迁过程及其基本轨迹：江湖从显形到隐形再到无形,江湖文化从隐性到显性再到“普泛化”;同时也揭示了深刻影响江湖文化发生变迁的三大因素：社会体制、民众认识和江湖文化自身的生命力。     

“归化”与“异化”——以《阿Q正传》第二回和第三回的翻译为例

归化与异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前者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后者以原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准确传递原语言的文字信息,还应重视其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本文以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合译的TheTrueStoryofAhQ和茱莉亚·洛弗尔翻译的TheRealStoryofAH—Q中第二回和第三回的翻译为例,从语言...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再议

本文认为 ,鲁迅虽然在仙台时就弃医从文 ,立志于思想革命 ,但并没有将思想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对立起来。《阿Q正传》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 ,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重大问题 ,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这和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 ,写阿Q革命是为了否定阿Q的革命 ;他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 ,也没有把阿Q想象得那么凶残 ,比赵太爷还坏。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他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 ,对一切革命的否定 ,大可不必将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恐怖 ,把一切罪恶归之于阿Q ,那样“回到鲁迅”恐怕是离开鲁迅更远     

从框架理论看杨宪益夫妇对鲁迅《呐喊》的翻译

Fillmore的框架理论强调任何一个框架成分一经提及,可激活整个认知框架,人们正是借助被激活的框架来理解所表达的意义。由于中西方读者文化背景等不同,便有了框架的文化差异特性,体现到翻译中就是要做好框架的协调处理。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分析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呐喊》中部分片断。尽管夫妇二人执著追求\     

基于语料库的山镇风俗文化英译研究——以戴乃迭《芙蓉镇》英译本为例

基于《芙蓉镇》汉英平行语料库,提取与山镇风俗文化相关的圩场、吊脚楼和民歌等意象,考察山镇风俗文化英译后的变化和原因。研究发现,原文中具有浓郁地域特征和时代特色的山镇风俗文化在译文中仅有部分保留,地方风俗的画面感和现实感被弱化,而由山镇风俗变化所折射出的时代特色和思想变迁也有所淡化。究其原因,主要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者的文化身份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     

揭示国民性美丑的镜子——《阿Q正传》、《边城》国民性比较

作为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巨擎,鲁迅、沈从文创作关注的落脚点是不同侧面国民性的解剖和“重造民族经典”的殊途同归的理想。从各自的代表作《阿Q正传》《边城》中所展示的人性丑与美、丑的群舞图与自然和谐之美、民风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鲁迅重在“揭丑”,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这个以精神胜利和奴隶意识为标志的经典形象;而沈从文着意对生命神性的颂唱,重在“显美”,注重发掘、凸现边域山民的传统美德和自然人性,爱与美是其颂扬的永恒的生命主题。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村上春树《1Q84》中《阿Q正传》的亡灵们

村上春树对鲁迅的<阿Q正传>深怀共感.<1Q84>中的深绘里之父、青豆及牛河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与<阿Q正传>中的描写有比较价值.     

试论国民性的悲剧结构——以《阿Q正传》为例

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运用层层剥离的结构分析方法,以鲁迅 阿Q正传 为例,解剖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悲剧情境,认为中国人的悲剧情境表现在三个层面,即精神或道德悲剧、爱的悲剧、生存悲剧。     

《高兴》与《阿Q正传》的比较分析

当鲁迅针对封建而启蒙成为现代话语经典之后，贾平凹却在针对“现代”而焦虑与怀疑。从底层书写和启蒙叙事等角度观照和比较《高兴》与《阿Q正传》，从蒙昧与启蒙、卑微与自慰、反思及变形等方面初步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二者虽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正传”，但写法不同，语境不同，详略不同，对弱者精神世界的集中关注和深层透视，却是一脉相承或颇有相通之处的。     

《阿Q正传》中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主题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弱点，而且也揭示了民族衰败的根源。阿Q的失败不仅是国民性的失败史，也是民族的失败史。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     

文学性和市场化的双重典范——都市传媒视野下的《阿Q正传》

鲁迅小说<阿Q正传>以创造性的写作方式和生产方式,创建了现代中国小说文学和市场联合的典范.一方面,它以文学性的追求探索了现代中国小说的限度和样式,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性追求又构成了小说在市场上的读者看点.分析文学性与市场化之间的相互生成的关系,对思考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别有意义.     

杨宪益英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及其域外传播

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研究旨在探讨译作选择、翻译策略、译作推介对于译作域外传播的影响。使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杨译鲁迅作品的选择及国内外出版给予客观呈现;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杨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通过馆藏统计和文学评论分析,阐释杨译鲁迅作品在域外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杨译灵活的翻译策略为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铺平了道路。但其译作在国内的出版高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的重印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接受上出现了明显的滞后。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因素在50年代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产生了消极影响。到了70年代,意识形态对立相对缓和,通过出版人和文学评论家的共同努力,杨译鲁迅作品迎来了域外文学接受的高潮。     

乡村庇护功能的缺失与阿Q的悲剧命运——乡土中国视阈下的《阿Q正传》新解

《阿Q正传》中阿Q的命运与未庄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之间有何关联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少有学者探讨阿Q未能被未庄所接纳,反而被未庄所排斥,以至于最终酿成其人生悲剧的深层原因与内涵。在乡土中国,村庄既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元,也是社会人栖居的物质场所。离开村庄,社会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作为社会进化的一个自然结果,乡村既是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对社会稳定起着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积极作用。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居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之中,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乡村具有庇护作用,但当乡村的庇护作用缺失之后,作为流民的阿Q就可能转化为暴民,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乡村的既有秩序,也造成了个体的人生悲剧。     

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从翻译规范论看《前赤壁赋》杨、戴译本

文章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的视角对《前赤壁赋》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本着忠实传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异化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期待规范;而在传达原文的意思和处理译文的逻辑衔接关系时,译者既能做到忠实传达原文大意,也能充分考虑目标语的文本语言规范,符合专业规范的要求。同时,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也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翻译策略与技巧,打破特定规范的限制。